【學者簡介】瞿林東，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學部召集人之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主要著作有《唐代史學論稿》《中國史學散論》《中國史學史教程》《白壽彝與20世紀中國史學》《我的史學人生》《中國古代史學十講》《彰往察來：探尋歷史中的智慧》《瞿林東文集》（十卷本）等。　

　　展望2022年中國史學的發展，在以下幾個方面，都有望取得新的進展。

　　一是加強對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成就的研究。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領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論斷，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生態文明與社會建設等，這些都跟馬克思主義史學關系極為密切，需要結合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和中國史學作出進一步的闡述，以豐富和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攀登至更高的境界。

　　二是民族史和民族史學研究。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科學論斷和重大國是，關于中華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必將有新的研究成果不斷面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學者提出，要把中國史學史寫成多民族的史學史。近40年來，史學史研究者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在一些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增加了對民族史學的論述。2018年和2020年，先后出版了《中國民族史學史綱要》《中國少數民族史學史》兩部專著，展示出中華民族史學的特色和風采，也為中國史學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

　　三是對中國古代史學遺產中的重大問題作出理論性的總結和分析研究?！叭篌w系”建設的要求之一是繼承性和民族性。中國古代史學的豐富遺產，是實現繼承性和民族性的寶藏。在這方面，史學界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梳理重大問題和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還要付出艱苦的努力?！?/p>

　　近來，中國學者注意到西方史學界對歷史理論的關注，這一史學現象在2022年的發展趨勢，仍是中國史學應當研究的重要問題，并在中西比較中進一步提升自我，彰顯中國學者的話語權。

趙敦華：德國哲學的中國經驗

　　【學者簡介】趙敦華，北京大學哲學系博雅講席教授，全國高等學校教學名師，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兼宗教學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哲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現代西方哲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哲學一千五百年》、《西方哲學簡史》、《人性和倫理的跨文化研究》等。

　　最近對德國哲學在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做了一番研究。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從1930年代開始遂以德國哲學為主流。究其原因有四：第一，從國際大環境看，1870—1945年是德國哲學發展的黃金期，英法等西方列國紛紛跟隨德國哲學家；第二，20世紀30年代，五四時期出國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在國外學習的是當時西方哲學主流即德國哲學，回國后在國內大學哲學系教席上傳授、翻譯和出版德國哲學著作；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呼聲高漲，中國人在德國哲學中“拿來”了適合自己國情的思想資源，賀麟在抗戰期間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的書，其中說：“我們所處的時代與黑格爾的時代都是強敵壓境、國內四分五裂，人心渙散頹喪時代……黑格爾的學說對于解決時代的問題，實有足資我們借鑒的地方”；第四，也許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對中共文化戰線的圍剿被打破，馬克思主義著作流行，蘇聯研究辯證法著作被視為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和發展，經過“辯證法問題”的大討論，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唯物辯證法是研究哲學、歷史和社會的正確的科學方法。在此共識的基礎上，1949年之后，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德國哲學家思想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來源，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哲學的熱門話題。改革開放以來，尼采、海德格爾、現象學風靡一時，黑格爾主義依附西方馬克思主義被更新，康德主義也因其啟蒙精神而復興。直至現在，德國哲學仍是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龍頭”。

　　2020年，我做了一個題為“中國人為何熱衷于德國哲學”的講座，對德國哲學對中國哲學界深遠影響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中國人對待西方哲學，不是不加選擇的“拿來主義”，而是根據需要有選擇地引進，德國哲學在不同時期分別適應了抗日救亡、宣傳馬克思主義、啟蒙開放的時代精神，因此，成為中國人“拿來主義”的首選。而且，“拿來”不是“照搬”或全盤復制，而是根據自己需要的改造和吸收消化，才能成為滋養自身的思想資源。這里說一個故事，2004年是康德逝世兩百周年, 全世界都進行紀念活動，北大哲學系也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 邀請了一些德國哲學家跟中國學者進行交流?？斓浇Y束時, 有一位德國同行有一點困惑地問我：“你們中國人講的康德和我們講的康德，怎么有一點不一樣呢？”我回答說，不一樣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在讀康德著作的時候，是選擇適合中國人需要的角度來理解康德，想知道康德對理解中國傳統和現實的理論意義、現實意義，這是一個獨特的角度。另外，會議論文雖然是用英文或德文發表，但這些論文的大部分一開始是用中文寫作的，再把中文翻譯為英文或德文。用中文寫作的論文，即使被翻譯為外文，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漢語思維的特點，與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來思考或者寫作的論文當然有思維和表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并不意味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說德國人對康德的理解和解釋有優先權；中國人理解的特有角度，中文特有的表達和思維方式就一定是不地道的，只有用德文來理解和表達德國哲學家的著作才是地道的，我想不能這樣說。實際上，這位德國同行也承認，他從中國的同行身上學到很多原來被他們忽視的東西。

　　中國人為何“熱衷”德國哲學，這一提問方式隱含價值判斷，“熱衷”有“偏愛”甚至或“盲從”的意思。德國哲學體大精深，大哲學家都有自己的體系，每個體系都有自己的邏輯，接受了這個邏輯，體系內的一切經驗現象都可以得到解釋，一切原理都可以得到證明，對學習者有極大吸引力。如果把德國哲學的某一邏輯當作思維定勢，必然沉溺在特定體系中不能自拔，不能適應經驗世界的變化，特別難以處理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最近幾十年來，德國哲學失去了曾經引領西方哲學的創造力，或固守在與自然科學對立的精神科學的幾個據點，或對經典考證不斷更新。對德國哲學的任何體系，我們不能做整體性的肯定，而要打散重組，重新編碼，把各種“先驗邏輯”的片段整合為符合實踐和現實的解釋模式。這樣說有點抽象，下面舉個例子。

　　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說法在中國很有市場，學術界和新聞媒體都在消費這一概念，而無批判性反思。今年11月27日在“中國第二屆康德大會”上，我做了“平庸之惡還是根本惡”發言，用艾希曼案件的證據說明，納粹大屠殺的罪犯艾希曼并不像阿倫特所說是平庸的常人，而完全符合康德對“根本惡”的定義；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的辯護也不像阿倫特所說是“喪失了表達能力”的“無思想”，而完全符合黑格爾對“偽善”各種表現的描述。當然，阿倫特也不全錯，她提出了“后奧斯維辛時代”如何反抗惡的正確問題，但得出了錯誤答案。相比而言，康德和黑格爾更深刻地揭示了惡的現象和本質，但沒有解決“人性決定制度、制度決定人性”的悖論。馬克思的名言“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指出了正確的方向，現在應繼續探索，找到如何防范和制止邪惡的切實可行途徑。 

李林：加快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

　　【學者簡介】李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原所長、法學系原主任。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上，2022年將是非常值得期待和向往的一年。從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更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角度看，“加快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將是2022年我國法治發展的關鍵詞。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健全，法治中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進一步發揮，黨運用法治方式領導和治理國家的能力顯著增強。這對未來加快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

　　深入學習貫徹研究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取得新成效。習近平法治思想既是重大戰略思想，又是重大工作部署；既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又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深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話語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教材體系和原創性、創新性等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將取得新發展，實現新突破。

　　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邁上新臺階?！斗ㄖ沃袊ㄔO規劃（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從頂層設計上規劃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藍圖、施工圖、路線圖。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深入貫徹落實這“一規劃、兩綱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統籌推進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建設將全面推進，不斷取得新成效。

　　法治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和人民幸福展現新面貌。圍繞推進“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充分發揮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作用，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民共同富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

　　2022年12月4日，將迎來現行憲法頒布施行四十周年。我們將深刻闡述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體系的科學內涵，深刻總結我國憲法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緊密結合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深刻總結黨領導人民推進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成就新經驗，對未來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切實維護憲法權威，全面加強憲法監督，努力把保障憲法實施監督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奮力開創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的新局面。

呂煒：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研究

　　【學者簡介】呂煒，東北財經大學教授、東北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在統籌發展和安全中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在以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化“先行者”所構建出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謀求現代化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慘痛的教訓，或者為了這個現代化進程而形成對西方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的依賴，從而失去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或者保有獨立自主而難以融入這個現代化進程，從而仍難分享現代化進程的紅利。我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既堅持獨立自主又實現了現代化發展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智慧。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推進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核心命題和基本要求，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保障發展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尤其是在百年變局持續深入演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破壞性作用仍然存在，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復蘇影響可能持續的背景下，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新的一年里至關重要。

　　在強化國家能力和制度建設中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從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規律來看，政治的現代化是整體現代化的動力和保障。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既要不斷解決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分化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及其整合等諸多內部問題，也必然面臨著在競爭性特征的國際關系體系中謀求發展的外部環境問題。這種內外因素相互交織、影響甚至相互加劇的關系和問題，實質上是對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能力和制度建設構成了現實挑戰和要求。我國國家能力和制度效能的顯著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既是從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能夠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人口數量巨大、持續歷史更長、具有超大規模的現代化。在大規模經濟變革、深層次社會結構和利益調整以及復雜嚴峻的國際政經形勢對國家能力和制度建設的挑戰可能更加突出的環境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障中央政府權威的政治原則和制度優勢，只能加強不容削弱。

　　在全面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史已經證明，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如果不能實現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向往的根本保障，不能讓人民群眾從現代化建設中獲得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所有的現代化都只能淪為空談，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都會走入歧途。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根本理念，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堅持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基礎性制度安排。積極穩妥地處理好實現共同富裕的總量和結構，目標和過程，效率和公平，市場、政府和社會等重大關系，讓現代化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王?。鹤V寫中國考古學更加絢麗的畫卷

　　【學者簡介】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2021年10月，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給大會發來賀信，對百年來中國考古取得的成就給予充分肯定，并對今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做出明確要求。全國考古學界精神振奮，歡欣鼓舞，中國考古學步入發展的快車道?？脊殴ぷ髡叩臍v史責任感、使命感更加強烈，探索未知、追溯本源，努力研究闡釋和宣傳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些長期制約中國考古發展的瓶頸問題，如人員編制等正在得到大力度解決。中國考古學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已在20多個國家實施聯合考古發掘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梢哉f，中國考古學正在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

　　我應《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等報刊之約，撰寫了幾篇從不同角度回顧中國考古學百年歷程和取得成就的文章。與全國270多位學者一道，共同撰寫出版了917萬字的大部頭著作——《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這是我們獻給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考古學百年誕辰、獻給國內外學術界的一份大禮。去年，我還為紀念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創作了《百年心語》、《我是中國考古人》、《仰韶之光》等五首歌曲，以音樂的方式表達了中國考古人的心聲。

　　面向2022年，中國考古學也開啟了下一個百年的新征程。

　　2022年，中國考古學將在原有的基礎上以更加高昂的士氣，更加振奮的精神面貌，更加堅定的開拓步伐，埋頭苦干、砥礪創新、傳承發展，實現新突破，創造新輝煌。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將通過全國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一步步實現。我們的考古發掘、文化遺產保護、考古成果的宣傳推廣、考古學的國際化等工作都將邁開全新的步伐，開創嶄新的局面。中國考古學者將繼續在百年來幾代考古學人開創的艱苦奮斗、嚴謹求實、敬業奉獻的優良傳統指引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田野考古發掘為基礎，堅持多學科融合，弘揚傳承中華優秀歷史文化，展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展示中華民族取得的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卓越貢獻，為實現宏偉目標闊步前行！

韓建業：中華文明是超大型文明 考古學人須有更大作為

　　【學者簡介】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2022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之后的第一年，是一個新的起點。在新的一年里，考古學會更熱、更吸引人，考古學人才會更受社會歡迎，會有更多重要考古發現不斷涌入人們的視野，會有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來，會有更多文化遺產得到切實保護和合理利用，公眾對考古學和文化遺產的認識會有新的提升。

　　新的一年，我的科研任務主要有兩項：一是做好南佐遺址的發掘，二是繼續進行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中華文明起源的區域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甘肅慶陽南佐環壕聚落遺址面積達600萬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最大的中心聚落遺址之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最好見證。新的一年，我們要加強團隊力量，加大多學科研究力度，提高田野工作水平，進一步揭示遺址中央宮殿式大型夯土建筑區的布局結構，進一步理清夯土“九臺”及其環壕的結構功能，探索聚落西壕及聚落整體結構，調查了解周邊其他相關遺址情況。我們同時會加緊整理和研究考古資料，將考古成果盡快公諸于世。

　　中華文明有8000多年的起源史、5000多年的形成史，長期走著自己獨特的道路而又與早期西方文明存在交流，積淀了許多獨特的精神內核或文化基因而又與西方文明有著諸多共通之處，這些都必須在宏觀的歐亞視野下，通過對早期中西文明的比較才能看得清楚。中華文明是超大型文明，在起源和形成階段出現過一些各具特色的文明模式，最后互相激蕩融合為有主體有中心的多支一體的“天下文明”。

　　考古學是一門最喜歡追尋人類悠遠過去的學問，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一門最關注人類長遠前途的學科。朝古代看得越遠，向今后想得越深?？脊艑W所揭示的中華文明數千年連續發展的史實，就是現在和今后中華民族必須走自己道路的歷史依據?？脊艑W給了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自信！

吳曉波：構建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國家創新體系 

　　【學者簡介】吳曉波，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創新創業與戰略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省特級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F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浙江大學創新管理與持續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性機遇，特別需要厘清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國家創新體系的內在理論、戰略與實踐邏輯，這是中國尋求發展新道路的現實需要。構建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國家創新體系，對于我國抓住范式轉變的戰略機會窗口，充分參與到由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引發的全球創新版圖和經濟結構重構的進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伴隨著數字技術的推進與應用，企業的價值創造機制加速從價值鏈轉向價值網絡，前者強調異質性和排他性，后者強調包容性和互補性。創新管理實踐從源頭、過程到模式都發生著根本性變化，創新不再局限于單一企業的資源利用，網絡化逐漸模糊了產業邊界、分工角色，從而導致既有技術創新理論難以解釋新情境下的技術創新管理實踐。

　　在中國的技術與創新管理研究上，核心是超越追趕，如何突破范式的天花板。為此，我和團隊進行了從“二次創新”到“超越追趕”的理論探索，尤其強調了穿越范式更新周期的“超越追趕”過程中非連續和非線性的重要作用，如何認識這種作用是技術與創新管理的核心內容?；诖?，我們嘗試建立了中國創新管理的原創理論體系“C理論”。

　　構建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的國家創新體系，既是解決關鍵產業領域面臨的“卡脖子”問題需要，也是中國搶抓新一輪發展制高點的重要“殺手锏”。其價值和意義還在于，深入剖析范式轉變期的新型國家創新體系的戰略需求；探索新時期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七位一體”國家創新體系，通過引入用戶和金融兩大創新支持體系，集合“政產學研金介用”各方資源和優勢，攻關專精特新的卡脖子技術；探索基于生態協同促進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國家創新體系“3+1”運行機制；探索基于構型觀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戰略路徑；提出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四維”政策設計。

　　期待未來中國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穿越周期的管理，抓住重大戰略性機會窗口，實現高質量地可持續發展。

金應忠：和合共生開創人類更美好未來

　　【學者簡介】金應忠，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說：“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面對共同挑戰，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边@似乎既可以成為當今人類社會“辭舊”的結論，同樣又可以成為當今人類社會“迎新”之路的開端，沿著和衷共濟、和合共生之道，“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

　　——和衷共濟、和合共生之道源于世界觀的邏輯。人自我存在于社會分工與合作的世界，人既有個體性、追求“個體利益”，又具有共生性、相互間存在“共同利益”。

　　——和衷共濟、和合共生之道是人類尋求自我實現的邏輯。矛盾沖突的各方之間還有共同利益，還存在相互依存關系。所以相關各方要承認共同利益、相互依存的客觀性，要承認共同利益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共同價值，由此規定了，在實現個體利益時要兼顧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以求和合共生。

　　——和衷共濟、和合共生之道是尋求合作共贏的邏輯。和合共生的過程，本質上是各自獲得自我實現的過程，因而，和合共生的邏輯是合作共贏的邏輯。要努力使相互適應、滿足他者自我實現需要的過程變成和合的過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和衷共濟、和合共生之道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邏輯。當今世界各國有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歷史文化、不同的發展水平，當然有不同的利益、安全、權力的追求，因此，需要求同存異、按照最基本的追求來建立共存、共處、共生之道，在邏輯的起點上形成最大公約數。

　　在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共建美好世界的過程中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即將來臨的2022年驅走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陰霾，迎來和平發展的曙光。

孫正聿：用理論思維撰寫《當代中國哲學》

　　【學者簡介】孫正聿,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科研基地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2022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撰寫《當代中國哲學》。

　　建設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中國特色哲學，是當代中國哲學的歷史使命，也是撰寫《當代中國哲學》的立意和追求。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從根本上說是立足于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和當代人類文明形態變革，不斷地“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和“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賦予哲學思想、哲學觀點、哲學命題以新的思想內涵、時代內涵、文明內涵，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提供中國特色哲學的哲學思想和哲學智慧。這就要求我們有志存高遠的大氣、真誠探索的正氣、敢于創新的勇氣，以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的理論思維去創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中國特色哲學，撰寫出展現中國特色的《當代中國哲學》。

　　理論思維是以理論把握現實、引領實踐、推進文明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力量，是照亮學術研究的“普照光”，也是撰寫《當代中國哲學》的“活的靈魂”。用理論思維撰寫《當代中國哲學》，就需要發現和提出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洞察力、總結和提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概括力、闡釋和論證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辨力、回答和解決時代性問題的理論思想力。這就要求我們，以扎實的文獻積累“得道于心”，以深刻的思想積累“發明于心”，以厚重的生活積累“活化于心”，以“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的使命意識，真正把《當代中國哲學》撰寫成一部“著作等心”的學術著作。 

鄭保衛：對2022年新聞學研究的思考

　　【學者簡介】鄭保衛，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

　　在新的一年里，我們要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為引領，認真總結黨的新聞事業的百年成就經驗，奮力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美好未來。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始終與黨同向同行，真實記錄了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全面書寫了黨的百年輝煌業績，有效宣傳了黨的綱領主張，促進了社會進步，守望了公平正義，取得了彪炳史冊的重大成就，作出了無以替代的歷史貢獻，在黨的百年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留下了永載史冊的華章。

　　黨的新聞事業百年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強，艱難起步、砥礪奮斗、艱苦創業，開拓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發展道路，成為有著重要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和競爭力的新聞事業，雄立于世界新聞事業之林。

　　黨的新聞事業百年來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國情黨情，在長期豐富的新聞實踐中積累了黨管媒體、人民中心、正確導向、正面宣傳、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等經驗，開創了中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形成了獨特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特色與優勢。

　　黨的新聞事業通過百年實踐所形成和開創的優良傳統，為人類社會更好地運用新聞事業服務于黨和人民，服務于國家和社會，服務于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理論借鑒和實踐導向，大大豐富了世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歷史經驗，在人類傳媒業發展歷史上豎起了一座豐碑。

　　總結黨的新聞事業百年成就經驗，歸根到底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國情，拓展國際視野，堅持守正創新，為努力構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工作需要、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客觀規律，經得起歷史和實踐考驗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胡正榮：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三大體系”

　　【學者簡介】胡正榮，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

　　2022年將會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關鍵的一年。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也應該與時代同行，既要圍繞“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論斷和戰略任務，努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又要緊扣國家戰略，聚焦傳媒新發展階段，貫徹傳媒新發展理念，構建傳媒新發展格局。因此，展望2022年中國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學術研究以及話語體系構建等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務。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三大體系”，這是新聞傳播學創新發展的當務之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工作、宣傳思想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論述，特別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都是我們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三大體系”的根本遵循，是我們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我們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我們“三大體系”的基本框架。同時，我國如火如荼的傳播活動和媒體實踐，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傳播格局的變化為中國特色新聞學“三大體系”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滋養。

　　中國特色新聞學學科體系需要重構、學術體系需要重組、話語體系需要重塑。實現這“三重”的根本原則是基礎性、前沿性和開放性。

　　基礎性體現在我們要大力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新聞學中的指導與運用。具體表現在加大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歷史研究、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實踐研究以及中華優秀傳播思想與歷史研究等。

　　前沿性體現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變了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底層的邏輯，我們必須加快和加深對新聞傳播新問題的基礎研究，以期構建有別于工業時代的新時代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具體表現在數字傳播理論與歷史、傳播媒體與國家治理、國際傳播、媒體融合與全媒體建設、數字文娛、平臺生態與治理等方面研究。

　　開放性表現在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聞傳播學“三大體系”更需要在與世界的互動中創造出融通中外的學科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向世界的新聞傳播學貢獻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通過學術交流與互動，增強學術自信，提升學術影響力。在學術互動和文明互鑒中豐富我們的學科體系，努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新聞傳播學學科力量。

王路：辭舊迎新話邏輯

　　【學者簡介】王路，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首席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邏輯學會現代邏輯專業委員會主任。主要著作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弗雷格思想研究》、《邏輯的觀念》、《“是”與“真”——形而上學的基石》、《邏輯基礎》、《邏輯與哲學》、《寂寞求真》等；主要譯著有《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算術基礎》、《分析哲學的起源》、《真之追求》等。

　　國內哲學家常常批評邏輯有局限性，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內容，解決不了哲學的根本問題，尤其是解決不了現實的重大的社會問題。但是他們一般都承認邏輯很重要。批評邏輯者多與自身研究相關：他們不懂邏輯，對邏輯的重要性沒有切身的感受，卻依然著書立說，甚至成為名家。他們承認邏輯重要大概出于一種常識性的認識：人是理性動物，不講邏輯是不對的，也是不行的。若不是礙于這一點，邏輯的重要性其實本來也是不會說的。所以，不懂邏輯，并不妨礙人們說邏輯重要，也不妨礙人們批評邏輯有局限性。

　　重要性是一個價值判斷，總會有些含糊。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問：邏輯對哲學是必要的嗎？我認為，必要的一定是重要的，而重要的不一定是必要的。這樣來討論重要性，可以說得更清楚一些。

　　亞里士多德認為，從事哲學研究時要具有邏輯的修養；康德說，形而上學研究要從邏輯和數學出發；黑格爾則從邏輯出發尋找初始概念，構造起他的整個哲學體系；胡塞爾直接將自己哲學體系的奠基之作命名為“邏輯研究”；羅素則直言，邏輯是哲學的本質。所有這些，可以簡單歸為一句話：邏輯是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東西，因而十分重要。這樣的哲學可以叫本體論或認識論，現象學或分析哲學，或者，第一哲學或形而上學。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表述，這是關于“是本身”的研究，用我的話說，這是關于認識本身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是先驗的。邏輯是與認識相關的研究，也是先驗的，正是在認識和先驗性這兩點上，邏輯與哲學是相通的：天然結盟，不可分割。所以我一直主張，應該將being譯為“是”，而不是譯為“存在”，應該在系詞的意義上理解being，應該凸顯這種與邏輯相關的性質和意義，并且應該將這樣的理解和認識貫徹始終。

　　許多哲學家似乎對這樣的哲學不滿，批評它難懂，無用，認為哲學應該解決現實問題，喜歡以加字的方式使哲學研究具體化。黑格爾就提出過“自然哲學”、“歷史哲學”、“法哲學”，它們與他的邏輯和形而上學顯然是根本不同的。今天這樣的哲學就更多了，然而，“加字”似乎成為一種能力，使加字哲學層出不窮，比如工程哲學、休閑哲學、兒童哲學等等。在我看來，“工程”、“休閑”等加字清晰地表明，它們與經驗相關，這與邏輯相關的哲學是根本不同的。

　　本體論、認識論和分析哲學是形而上學不同時期的不同形態。邏輯對于哲學或者說形而上學是必要的。

　　以上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談論邏輯的重要性，借助了必要性這一概念。邏輯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因而也可以拋開必要性，直接從邏輯的角度來談重要性。這樣就會看到，對邏輯重要性的認識可以有不同層次。

　　首先，邏輯是一種最基本的思維活動的能力。人們不用專門學習邏輯，就會有這種能力，人們運用這種能力進行解釋、說明、論證和預測。所以，邏輯重要可以是一種常識性的認識。

　　其次，邏輯是一門學科。通過學習，它可以成為人們的一種觀念，形成人們的一種知識結構，在工作和學習中潛移默化地起作用。所以，邏輯重要可以是一種學科意義上的認識。

　　再次，邏輯是一種理論。通過學習，它可以被人們掌握并應用于特定的專業，比如哲學。所以，邏輯重要可以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認識。

　　最后，邏輯是一個專業。它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形成自己的理論方法，與其他學科形成區別。所以，邏輯重要可以是一種專業意義上的認識。

　　所以，同樣談論邏輯重要，對邏輯的認識和理解，對邏輯理論的認識和把握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邏輯的重要性可以是一種理論性的認識，也可以只是一種好聽的說法，成為夸夸其談。其實和加字哲學一樣，加字邏輯也一直存在，比如先驗邏輯、辯證邏輯、思辨邏輯、歸納邏輯等等。在加字邏輯的討論中，可以明顯看到人們想要發展邏輯的愿望，也可以隱隱感到邏輯對人們形成的一種壓力，特別是現代邏輯產生之后，這種壓力越來越明顯：邏輯已經變成一種專門化的東西，而人是理性動物，總不能不講邏輯。所以，總有人想通過加字來談邏輯，以此來避開那本來不加字的邏輯。

　　我希望哲學家們對邏輯不要有壓力，不懂邏輯也不必焦慮。最簡單的辦法是學習，通過學習獲得關于邏輯的認識，并進而認識邏輯對哲學的必要性，由此真正認識到邏輯的重要性。應該看到，掌握邏輯的理論和方法，對于加字哲學的研究盡管不是必要的，卻并非沒有好處，而對于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研究來說，不僅有好處，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楊光斌：中國政治學的內在轉向

　　【學者簡介】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歷史為政治學提供了重要素材

　　一切政治理論都是歷史政治理論。社會科學的三大理論脈絡是歷史性的，所有的方法論也是歷史性的。制度主義是歐陸政治和思想傳統，理性選擇主義是美國個人主義的現實寫照，階級分析是革命道路演繹的一種方法，歷史政治學自然是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中國性的方法論。我們耳熟能詳的概念，諸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比較歷史分析的成果。

　　歷史是昨天的政治，今天是明天的歷史，歷史為政治學提供了最穩定的經驗和素材，因此政治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都離不開歷史分析。

　　世界政治學研究是中國的傳統

　　首先，在基礎概念研究上，這些年我在基礎理論研究上下了些功夫，比如在民主研究上，提出“民主的同質化條件”以解釋普遍性的無效民主現象；重構合法性概念以改變“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的流行觀念、建構包括政治認知力—體制吸納力—制度整合力—政策執行力構成的國家治理能力理論、提出政黨中心主義概念以在社會科學路徑上解釋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國模式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

　　其次，在方法論上，推動歷史政治學研究。歷史政治學被學界認為是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一種新出路、新方向。

　　再次，在研究議程上，推動世界政治學研究。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具有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而世界政治研究是中國傳統。世界政治學得到國際問題研究界的高度認可。

　　政治學研究的歷史和現實路徑

　　政治學研究無外乎兩種路徑：歷史的和現實的。歷史研究的路徑自然是歷史政治學，歷史政治學并不局限于一國歷史的研究，也用于比較歷史分析；現實研究的路徑主要是田野政治學和大數據的應用。歷史政治學和田野政治學標志著“中國性”政治學的誕生，標志著中國政治學從移植、模仿的學生階段，正在走向以我為主的成熟階段，從知識來源的外生性走向知識生產的內生性。中國政治學的“內在轉向”已經成為主要現象。

張振江：2022年，構建和平世界

戴長征：圍繞國家戰略需要展開國際政治研究

眭依凡：2022年高等教育寄望

　　【學者簡介】眭依凡，浙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

 　　作為一名高等教育理論工作者，我對2022年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大期盼是：我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取得具有比較優勢的突破性進展，所有高校包括“雙一流”建設高校都自覺于內涵式發展，為實現國家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要“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如果說加快“雙一流”高校建設僅是指向極少數研究型大學的目標，其旨在通過拔尖創造性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以縮小與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的距離，盡快提升國家現在和未來的高新知識與高新技術的國際競爭力，那么，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則是對包括“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內的所有高校改革發展提出的更高標準的要求，其旨在全面提升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尤其是高層次人才培養質量。

　　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及實現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展，是黨中央為建設高等教育現代化強國作出的高瞻遠矚的重大戰略決策，與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目標一脈相承，是促進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的抓手和任務。換言之，“雙一流”高校建設及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否取得突破性進展，是2022年我們檢驗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成效的準繩及標尺。

　　總而言之，加快“雙一流”建設及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推進新時代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不能分割的“一體兩翼”，它們共同構成我國新時代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主旋律，也是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兩個缺一不可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