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黃敏，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省社會治理與傳播創新研究院執行院長，研究員，浙江省“錢江學者”特聘教授；

　　廖威，男，浙江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以非洲媒體有關中國減貧理念的報道為例，以翻譯理論和話語制度主義理念觀為基礎，從媒介感知和話語翻譯兩個層面探究非洲媒體有關中國減貧理念的傳播，發現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媒體上享有突出的顯著性和積極的合法性，但主要限于微觀治理技術的傳播，且與非洲語境的關聯性不強，本土化程度薄弱。在哪些減貧理念可能與非洲相關或有效方面，中非信源也存在一定的理解分歧與認知錯位。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傳播也表明，國際規范的本土化并非現有研究所呈現的那么簡單，而是一個包括鉤連和融合兩個層次的漸進過程，在不同層次中有著不同的策略使用?！?/p>

　　關鍵詞：媒介感知；話語翻譯；非洲媒體；減貧理念；規范傳播　　

　　正文

　　一、引論

　　媒體在規范(norm)傳播中的作用一直是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然而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社會規范，對媒體在國際規范傳播中的作用的關注則較少，有人認為這與國際規范傳播研究“低估媒體作用的普遍趨勢相吻合”。認識到這一不足，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強調“媒體已成為外交傳播的重要補充”，敦促學界“關注作為國際規范傳播之重要媒介的大眾傳媒”，因為“為了使理念和規范……得到接受和適用，大眾傳媒的肯定和傳播在使這些理念和規范合法化的方面起著關鍵作用”。認同這一觀點并響應這一呼吁，本文聚焦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傳播，考察非洲大眾媒體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消除貧困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減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中國已成為其他國家獲取減貧知識與經驗的重要來源。就全球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成為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最集中、貧困發生率最高的地區，“非洲國家正越來越多地指望中國在減貧方面發揮領導作用，提供靈感，并為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樹立榜樣”。非洲媒體如何感知中國減貧工作，如何向非洲民眾解釋中國減貧經驗并將其與非洲本土相關聯，對于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當前有關中國減貧理念國際傳播的研究中，尚鮮有人關注大眾媒體，尤其是理念接受方當地媒體的作用;在當前有關國際媒體中國減貧報道的研究中，也較少有人考察中國減貧理念在其中是如何被理解和傳播的。本文聚焦于中國減貧理念，基于規范傳播研究中的翻譯理論(translation theory)，采用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話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非洲媒體有關中國減貧理念的報道進行實證研究，以期拓寬學界有關規范傳播的研究范圍和理論視角，并探索出一條立足于話語的分析路徑;同時也借此了解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傳播的實際狀況與可能存在的不足，為我國減貧理念的國際傳播提供有益的啟示。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1.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媒介感知如何?包括:(1)顯著性如何?(2)合法性如何?(3)本土相關性如何?

　　2.在非洲媒體話語場中，中國減貧理念是如何被呈現和詮釋的?包括:(1)哪些理念獲得關注?(2)中國減貧理念是如何與非洲本土語境相關聯并本土化的?　

　　二、相關研究

　　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體在國際規范傳播中的作用”“中國減貧理念的國際傳播”和“國際媒體有關中國減貧的報道”三個領域。

　　(一)媒體在國際規范傳播中的作用

　　雖然相較于社會規范，學界對大眾媒體在國際規范傳播中的作用的關注較少，但近年來已有一些學者認識到這一不足，分別圍繞不同規范，對大眾媒體的作用進行了探討。喬希和歐戴爾(D.Joshi＆Ｒ.K.O'Dell)將大眾媒體傳播視為國際規范傳播的一個關鍵變量，聚焦于聯合國的“人類發展”規范，考察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在各國媒體中的呈現，指出媒體可通過可信度、持久性、共鳴和去中心化等機制影響規范和理念的傳播。在西方有觀點認為是民族主義對移民的強烈反對造成“難民保護”規范遭受嚴重壓力，并認為這股狹隘之風是從東歐傳向西歐的。針對這一說法，巴拉巴諾娃和鮑爾奇(E.Balabanova＆A.Balch)根據英國和匈牙利媒體有關移民危機的報道考察了“難民保護”規范在兩國不同政治傾向媒體中受到質疑或支持的程度，認為不同傾向報紙之間并無明顯差異，也沒有什么狹隘之風從東方吹向西方，相反，在這一議題上歐洲主流媒體呈現出了一致的敵意。女權主義外交政策是瑞典多年來一直向各國推舉的一項基于規范的政策，松德斯特倫(M.Ｒ.Sundstr?m)及其同事根據17個國家主要報紙的相關報道，考察了這些國家對該政策的感知與評價，發現多數國家的媒體對該政策的報道都相當有限，并分析了外國媒體在報道這一政策時所面臨的挑戰。

　　(二)中國減貧理念的國際傳播

　　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傳播中國減貧理念，對于推動國際減貧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也為學界所關注。李小云等從中國貧困的變化，中國減貧的基礎、動力和要素等方面對中國減貧經驗進行了簡要討論，在指出了中國減貧經驗國際化的重要內容后，強調如何將中國減貧經驗的實質內涵與國際社會進行有效分享而非將其機械化復制是中國經驗國際化的核心所在。安德拉比(T.H.Andrabi)分析了巴基斯坦模仿中國模式的可能性以及可從中國學習的減貧經驗。安春英則梳理了可供非洲選擇的中國減貧經驗。

　　(三)國際媒體有關中國減貧的報道

　　近年來，國際媒體有關中國減貧的報道也成為中國傳播學研究的一個主題。侯曉素介紹了《印度時報》《聯合早報》等外媒有關中國減貧的幾篇報道，描述了它們對中國減貧成績的肯定以及對中國經驗的探討。史安斌、王沛楠側重于媒體框架，考察了《紐約時報》2013年—2018年涉華報道中在“扶貧”議題上所呈現出的偏見?；诰W絡議程設置理論，黃敏分析了《紐約時報》2006年—2018年有關中國減貧的報道，發現該報為中國減貧建構的語境雖然廣泛但總體較為消極，有將中國減貧政治化、將中國人民的利益與他國人民的利益對立化和將中國減貧成績片面外因化的傾向。這種消極語境削弱了中國減貧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意義，有損中國減貧事業的國際形象，也不利于中國減貧理念的國際傳播。

　　綜上可知，中國減貧理念的國際傳播雖已引起學界關注，但多聚焦于可供傳播的具體理念內容，大眾媒體尤其是理念接受方媒體在中國減貧理念傳播中的作用與特點尚未進入研究視野。有關大眾媒體在國際規范傳播中作用的研究雖已取得一定進展，但主要限于源自聯合國或西方的規范，大眾媒體在源自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理念與規范國際傳播中的作用仍是一個研究盲區，這不僅與發展中國家對于國際規范所作出的實際貢獻極不匹配，也與當今國際社會中國際規范越來越多地來自非西方國家這一“理念轉移”(idea-shift)趨勢不相吻合。本文基于國際規范傳播的翻譯理論，從媒介感知與話語翻譯兩個層面分析非洲媒體傳播中國減貧理念的特點，試圖對以上不足有所彌補?！　?/p>

　　三、研究設計　

　　(一)理論基礎與重要概念

　　1.理論基礎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采用規范傳播研究中的翻譯理論。當表示理念和實踐從一個語境到另一個語境的轉移時，學者們傳統上使用“擴散”(diffusion)這一概念，指“一項創新通過特定渠道在社會體系的成員之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傳播的過程”。該概念運用了傳播學中的“管道隱喻”，即傳播媒介被視為一個容器，發送者將編碼的信息放入其中，由接收者接收并解碼。這一隱喻暗含的假設之一就是接受者會按照預期的方式解碼，這使得“規范擴散”通常假定了“全球規范從全球向地方傳播，從而導致世界范圍內的制度同構”。但事實上人們發現，規范擴散并不全然是單向的，在語境遷移中完全不變的規范也是不存在的，人們在話語與實踐中會對規范進行解釋、修改和重塑。而同時在語言學、文化學中，“翻譯”也已超越了純語言層面，而日益關注“文本意義被社會性嵌入的方式”。翻譯學者認為“翻譯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和政治過程，在其中新的意義被創造出來，新的關系被鍛造出來”。在這種翻譯觀的影響下，規范傳播學者們越來越多地“將全球規范擴散作為翻譯來研究，以捕捉規范在單純轉移之外的轉化”。學者們認為，“翻譯”描述了運輸和轉換同時進行的過程，“當例如有關環境、國際人權規范或政策的特定形式的知識因從一個地方傳播到另一個地方而發生變化時，翻譯就發生了”。簡言之，翻譯指“規范在一個新語境中被接受和轉換的過程”。

　　關于翻譯過程，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劃分。比如茨溫格爾(S.Zwingel)在研究女權規范傳播時將規范翻譯分為全球話語翻譯和影響翻譯，前者聚焦于國際社會對性別平等規范的協商，后者關注國際規范對國內性別制度的影響。稍后，茨溫格爾又將該過程分為話語翻譯和實踐翻譯，前者指“概念的翻譯”，即“處于不同位置的意義之間的翻譯”，后者指“概念轉化為符合規范的實踐”。齊默爾曼(L．Zimmermann)將規范翻譯分為話語翻譯、法律翻譯和實施翻譯三個階段，分別指規范被翻譯到國內話語、成為法律以及最終被執行。阿科斯塔等人(M．Acosta et al．)則將該過程分為“話語翻譯”和“將國內話語翻譯為政策工具”兩部分。

　　學者們的觀點雖不盡相同，但都承認“話語翻譯”是規范傳播的重要一環，有學者甚至認為“從話語視角考察規范翻譯行為，開啟了將規范理解為過程的可能性”。另外，話語翻譯也更具研究的可行性，因為對于后續的實踐翻譯等階段“我們沒有好的工具來確定一個規范是否完全實現”，“很難評估話語實踐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事實上的變化”，它永遠處于“不完全性”。

　　對于中國減貧理念的傳播而言，立足于話語層面的翻譯研究更具重要意義。中國減貧理念的可貴之處在于它來源于長期堅持不懈的實踐，但“實踐不能旅行，它必須被簡化和抽象成一種理念，并由此轉換成文字和圖像”。因此，中國的減貧實踐不僅要提煉為理念，而且要轉換為話語，通過話語翻譯到世界各地才能實現中國減貧理念的國際傳播。

　　2.重要概念

　　盡管“理念”日益受到重視，但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有的學者將“理念”與“規范”相區分，認為后者具有約束性，而前者則不一定，不過在許多規范傳播文獻中這兩個概念經常被換用，當然這種不做說明的換用也常常遭到非議。本文采取話語制度主義(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的理念觀，該理念觀對理念進行了較為廣義的理解，既關注不具約束性的解決辦法(認知性理念)，也關注具有約束性的價值判斷(規范性理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規范”與“理念”之間的區分困境。特別是，它認為理念涵括“政策”“計劃”和“哲學”三個層次，分別指具體的解決辦法、解決辦法背后的基本假設或核心信念、解決辦法/核心信念背后的組織性思想與價值以及更深層的核心信念等。這種涵蓋從微觀到宏觀不同層次的理念觀與本文的研究對象非常吻合。因為從現實情況看，中國減貧理念的傳播，既有針對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和技術手段的傳播(比如如何提高水稻產量)，也有較為宏觀的“綠色減貧”“精準扶貧”等治理思想和“以人為本”等哲學思想的傳播。因此，本文的“中國減貧理念”涵蓋以上三個層次。

　　(二)研究內容與分析方法

　　1.研究內容

　　如前所述，話語翻譯是規范傳播的重要一環，且具有高度的研究可行性，因此本文聚焦于中國減貧理念的話語翻譯。另外，由于“感知可以促進或阻礙外部所引入規范與價值觀的傳播”，因此非洲社會如何看待中國減貧理念，極大影響著中國減貧理念是否為非洲社會所接受。而非洲主流媒體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媒體產生并提供‘選擇性傳播重點’，使它們‘在理念傳播方面是比除最有權力的政府官員以外的所有人都更有影響力’”。就此而言，非洲主流媒體是非洲社會有關中國減貧理念的重要形塑者，它們有關中國減貧理念的感知是非洲社會感知的風向標。因此本文的研究分為兩步，先考察非洲媒體對中國減貧理念的感知，了解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社會是否被視為有效以及是否與非洲相關;再分析中國減貧理念的話語翻譯，探討哪些理念獲得關注，又是如何與本土語境相關聯而本土化的。

　　在媒介感知方面，本文借鑒松德斯特倫及其同事的研究同時有所簡化，將以上要求操作化為顯著性(salience)、合法性(legitimacy)和本土鉤連(local hook)三項。顯著性指中國減貧理念在報道中所受關注的程度，具體以相關理念在報道中的可見度為指標;合法性指中國減貧理念是否被視為正確有效，具體以文章對相關理念的情感態度為指標;本土鉤連指是否將中國減貧理念與當地語境建立聯系，具體以在相關報道中是否提及非洲的人物、事件或政策等為指標。

　　在話語翻譯方面，本文緊扣“‘翻譯’描述了運輸和轉換同時進行的過程”這一最基本特點，考察哪些中國減貧理念獲得非洲媒體關注(即哪些理念被“運輸”)，又是如何本土化的(即被“運輸”的中國減貧理念是如何被“轉換”的)。為了厘清這一過程的特點，本文從“話語主題”和“本土化策略”兩個方面考察，前者梳理報道提到哪些中國減貧理念，后者分析這些理念是如何本土化的。

　　2.分析方法

　　根據以上研究內容，本文采用量化內容分析和質化話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媒介感知和話語翻譯“話語主題”的考察采取量化內容分析，靈活運用演繹編碼和歸納編碼的方式進行，前者預先設定編碼類型，比如合法性的情感指標一般分為積極、消極和中性三類;后者則不預先設定編碼框架，而是依據材料本身的特點編碼，比如話語主題就按照歸納式主題分析的方法進行，編碼以篇為單位。兩個作者先就如何編碼進行討論，建立編碼和編碼本，接著對20%的樣本進行雙重編碼，一致率達95%。對話語翻譯的“本土化策略”則主要采取質化話語分析的方式，結合語言學和詮釋學的路徑，就策略類型與表達方式進行微觀分析與詮釋。

　　(三)研究對象與樣本采集

　　1.研究對象

　　因歷史原因，在非洲56個國家(地區)中，有22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英語在使用廣泛度上僅次于法語(有23個)。鑒于研究者的語言特長以及樣本搜索的便利性，本文以非洲英語媒體報道為研究對象，樣本來源于Factiva數據庫。

　　2.樣本采集

　　在Factiva數據庫以“China”和“poverty”為關鍵詞，檢索標題和導語，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研究起始日)，獲樣本722篇，經人工篩選去除重復及無關報道，獲有效樣本240篇。從所覆蓋的地域看，涵蓋22個國家，占非洲國家的39.3%(n=22)，占非洲英語國家的72.7%(n=16);從所關涉的媒體看，主流媒體(全國性報紙和國家通訊社)報道占87%(n=209)，這些媒體分布于20個國家，占英語國家的68.2%(n=15)，非洲國家的35.7%(n=20)?；谏鲜鰯祿?，可以認為本文所考察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p>

　　四、樣本分析

　　(一)媒介感知分析

　　1.顯著性分析

　　可見度分為高、中、低三類。若在標題或導語中提到中國減貧理念或表達了向中國學習減貧理念之意的，為高可見度。比如阿爾及利亞的一則報道，標題是“中國減貧為非洲提供了經驗”(Algeria Press Service 2020－12－29);埃及的一則報道，導語提到“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和卓越的執政能力，是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取得驚人成就的關鍵”(Daily NewsEgypt 2021－06－29)。若標題和導語中未提，但在正文中提及并展開敘述的，為中可見度。比如岡比亞一則題為《聯合國特使談中國減貧成就》(Daily Observer 2016－08－31)的報道，標題和導語都未涉及中國減貧理念，但記者在文中通過特使之口卻提到:“如果其他國家可以從中國的成就中吸取經驗的話，主要的經驗似乎是，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經濟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回報，包括對國家而言。政府干預以改善那些大量無法從市場獲益之人的處境，以及減輕貧困的真正政治意愿，這可以說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比糁皇窃谖闹泻喴峒芭c中國減貧理念有關之概念但并未展開敘述的，則為低可見度。比如埃塞俄比亞《秉持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精神，推動中非合作進入新時代》(TheＲeporter 2018－11－03)一文，僅大略提及了中國的減貧理念:“通過摸著石頭過河，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p>

　　2.合法性分析

　　合法性的情感態度指標分為積極、消極和中性三類。對中國減貧理念持肯定態度的為積極情感，比如以上各例都表達了對中國減貧理念的贊揚。對中國減貧理念持否定態度的為消極情感，比如南非一則題為《我們也可以像中國一樣，但不會有民主》(Daily News 2020－10－06)的報道稱:“David Monyae在《每日新聞》中寫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40年里讓7億人脫貧的國家。他沒有說明的是，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工會，沒有勞動法，沒有最低工資法?！弊髡唠m沒有直接否定中國減貧，但認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所以不值得效仿，從而否定了中國減貧理念的價值。對中國減貧沒表明明確態度的為中性情感，比如尼日利亞一則題為《中國將在2017年重新安置340萬貧困人口》(The Sun2017－02－03)的報道中，記者只是客觀地介紹了中國的這一減貧舉措，未加任何評價。

　　3.本土鉤連分析

　　本土鉤連指文章是否將中國減貧理念與非洲語境相關聯，比如上文中一個例子在標題中就明確指出“中國減貧為非洲提供了經驗”。但也有一些文章并沒有與非洲相關聯，比如上文中尼日利亞的那則題為《中國將在2017年重新安置340萬貧困人口》的報道就只是介紹中國的減貧舉措，并未提及非洲。

　　根據以上編碼，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媒體上的顯著性、合法性和本土鉤連情況總結如圖1所示。

　　從圖1可知，顯著性范疇中的“高可見度”指標、合法性范疇中的“積極”指標均享有較大優勢，而本土鉤連范疇中“有本土鉤連”指標的優勢卻不明顯。這表明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媒體上享有較高的顯著性和合法性，卻不太具有較高的本土關聯性。非洲媒體雖然對中國減貧理念頗為關注，也給予較高評價，卻不是非常積極地將其與本土語境相關聯。將中國減貧理念與本土相關聯是中國減貧理念被采納運用，也即從話語翻譯進入實踐翻譯的前提，上述情況也意味著，在非洲社會，中國減貧理念落地轉化的程度與其所享有的較高關注度和良好口碑尚不相匹配。

　　圖1：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媒體上的顯著性、合法性和本土鉤連情況

　　(二)話語翻譯分析

　　1.話語主題分析

　　話語制度主義將理念分為政策、計劃和哲學三個層次，學界對中國減貧理念雖然討論較多，但尚未有人對相關理念進行如上三個層次的分類。本文依據話語制度主義有關這三個層次的定義，嘗試對報道中出現的中國減貧理念進行總結與分類，哲學層面的理念如“以人民為中心”，計劃層面的理念如“精準扶貧”，政策層面的理念如“易地搬遷”。在240篇報道中，有16篇報道只籠統提及中國減貧經驗，并未具體指涉“哲學”“計劃”和“政策”等層面的內容，故不納入本節分析范圍。對于其余224篇報道，我們分為“唯一報道”和“混合報道”兩種情況考察，前者指報道只出現某一層次的減貧理念，后者指報道中出現多個層次的減貧理念，具體情況總結如圖2所示。

　　從圖2可知，中國在具體政策層面的減貧理念最受非洲媒體關注，唯一報道覆蓋率為34%，混合報道覆蓋率為30%，合計達64%，皆為三個層次中最高的。其后分別是計劃層面的理念(合計為48%)和哲學層面的理念(合計為32%)。這表明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傳播尚主要限于減貧治理的技術，即“治技”，而“治道”的傳播較為薄弱。

　　圖2：中國三層次減貧理念報道覆蓋率

　　三個層次的中國減貧理念中，報道覆蓋率前三位的理念總結如表1。

　　表1：中國三層次減貧理念報道覆蓋率前三位者

　　比較圖2和表1可知，雖然微觀政策層面的減貧理念最受媒體關注，但跟更為宏觀的計劃和哲學層面的理念相比，每個理念享有的媒體關注度都不太高。這既可能是因為技術層面的理念數量相對較多從而分散了關注度，同時也表明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傳播不僅主要限于“治技”，而且還相當零散。

　　我們進一步把在報道中論及以上理念的信源按中方、非洲本土和第三方分類，其分布如圖3 所示。

　　圖3：中國三層次減貧理念信源分布

　　從圖3可知，在政策、計劃和哲學三層次理念的關注度上，非洲本土信源與中方信源正好呈相反趨勢，前者傾向于談論中國較為具體的減貧理念，尤其是具體政策層面的理念，而后者傾向于提及中國較為宏觀的減貧理念。這在一定程度表明，在非洲媒體話語場中，中方所試圖向非洲傳播的理念與非洲本土所關注的理念之間存在分歧，雙方在哪些減貧理念上可能與非洲相關或有效方面存在認知錯位。

　　2.本土化策略分析

　　本土化指“讓某物具有某一特定地方的特征”。規范傳播學者阿查亞(A.Acharya)側重規范接受方的能動性，將規范的本土化視為“規范接受者在跨國規范……和當地信仰和實踐之間建立一致性的復雜過程和結果”。就本文研究對象而言，在非洲媒體上談論和傳播中國減貧理念的不僅有非洲人士，還有中方和第三方人士，不限于規范接受者。在這些人中，除了極少數對中國減貧理念持懷疑否定態度外，絕大多數是肯定的，因此可稱為“規范倡導者”。另外本文認為，既然包括阿查亞在內的許多學者將本土化視為一種“文化匹配”，那么將一致性的建立僅限于“當地信仰和實踐”也過于狹窄。為了更具涵蓋性，我們把“當地信仰和實踐”擴大為當地語境。這樣，我們將本土化定義為“規范倡導者在外來理念與本土語境之間建立一致性的復雜過程和結果”。

　　根據規范傳播學者的觀點，外來理念與本土語境之間的“一致性”并非自然存在或可以硬性規定的，而是一個積極建構的過程，因為“現有規范和新興規范之間的聯系通常并不明顯，必須由新規范的支持者積極建構”。在圖1所示有本土鉤連的130篇文本中，有的指出非洲應該學習中國減貧理念，但并未展開說明為何應該學習或如何學習;有的對非洲是否能運用中國減貧理念表示懷疑，也未能說明中國減貧理念與非洲語境之間的關聯點。這些文章不符合本土化的“積極建構”性質，因此不屬于本土化范疇。除去這類文本，屬于本土化范疇的文本有73篇，約占總樣本的30%。

　　雖然理論上認識到一致性的建構是個復雜過程，但從相關策略的考察來看，當前研究有將這一過程簡單化的傾向，即基本上在一個層面上考察相關建構策略。而我們分析樣本發現，一致性的建構是個程度不一的漸進過程，至少可以分為兩個層次:鉤連和融合，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1)鉤連策略

　　該策略指作者或明或暗地在中國減貧理念與非洲語境之間建立一定的邏輯關系來達成兩者的一致性，分為可行性策略、必要性策略、合理性策略和合法化策略四類。

　?、倏尚行圆呗?。有些作者運用相似性類比、條件性契合等方式說明非洲學習中國減貧理念是可行的。其中相似性類比最為常見，內涵也最為豐富，作者從不同方面尋找中國和非洲或某國的相似之處，援引為中國減貧理念可為非洲所借鑒的依據。作者們對中非相似性的觀察主要聚焦于雙方的經濟地位(如同為發展中經濟體)、曾經的歷史遭遇(如同樣曾遭受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壓迫)或經濟處境(如中國曾面臨非洲當前困境)以及具體國情(如非洲某國與中國國情相似)等幾個方面。比如在前述阿爾及利亞題為《中國減貧為非洲提供了經驗》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而非洲擁有世界最多的發展中經濟體，所以中國的減貧對非洲社會非常具有啟發性。津巴布韋一則題為《減貧:中國可以激發非洲的下一次革命》(The Herald Zimbabwe 2021－10－07)的文章，作者先敘述了非洲自從殖民統治獨立以來就一直陷入貧困，接著在指出中國可為非洲脫貧提供藍圖時，特別強調中國“也經歷過殖民主義和外國征服”。烏干達一則題為《建設一個繁榮的社會:來自中國的經驗》(New Vision 2021－08－24)的文章中，作者認為烏干達可以借鑒中國減貧經驗，因為“中國當時面臨的大部分問題，正是烏干達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尼日利亞一則題為《尼日利亞需要“中國戰略”》(The Day 2021－01－06)的文章中，作者將尼日利亞各省在自然環境、產出、人口分布等方面的情況與中國各省區加以比較，凸顯二者的相似之處，認為“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消除了貧困，相似的經濟前景對于尼日利亞也是可以企及的”。

　?、诒匾圆呗?。有些作者運用差距性對比、針對性解難等方式說明非洲學習中國減貧理念是必要的。差距性對比體現為將中國減貧成績和非洲當前貧困窘境進行對比，或將中國富有成效的減貧實踐與非洲的不足加以對比，以說明學習中國減貧理念的必要性。比如坦桑尼亞一則題為《中國的增長與減貧:可供撒哈拉以南非洲學習的經驗》(The Citizen 2020－10－08)的文章中，作者開篇即將中非進行對比:“在過去40年里，中國實現了經濟轉型，顯著減少了貧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則在這方面做得不好?！苯又髡哌M一步對中非發展的每個階段加以比較，梳理兩者的差距，然后明確指出中國減貧理念對非洲的啟示:“中國的經驗表明，加快經濟增長并伴隨著有效的社會經濟轉型是解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貧困陷阱’的關鍵?！贬槍π越怆y指作者指出中國的某個/些減貧理念能有效解決本地減貧工作中的某個/些問題，從而凸顯了學習中國減貧理念的重要性。如前述津巴布韋那篇題為《減貧:中國可以激發非洲的下一次革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津巴布韋可以借鑒的中國的減貧理念之一是“不丟下任何人”，認為這一點對于非洲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由于狹隘的部落、種族或區域原因，一些地區和民族被拋在了后面，這是許多政府，尤其是非洲政府的禍根”。

　?、酆侠硇圆呗?。還有些作者運用趨勢性類推、有效性保障等方式說明非洲學習中國減貧理念是合理的。趨勢性類推體現為作者認為中國等亞洲經濟體代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或者“中國模式”代表了新的發展模式，其發展道路應該為非洲所學習。比如在南非《南非必須證明它能工業化》(Business Day 2010－11－10)一文中，作者開篇即提出“只有工業化能使非洲脫貧”，作者指出西方煉金術式經濟學已經失敗，中國等“以生產為基礎”的亞洲經濟體崛起，“這些國家的制造業正蓬勃發展”。也即在作者看來，中國等重視制造業的經濟體代表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所以非洲要消除貧困，也應該走工業化的道路。

　?、芎戏ɑ呗?。若說前三種策略還是在非洲要不要學習中國減貧理念的層面上展開論述，而在運用本策略的文章中，這已是無需討論的問題，中國的減貧理念已成為非洲施行或強化相關減貧政策或實踐的合法化依據。比如肯尼亞一則題為《確保東戈昆都經濟區正常運轉》(The Standard 2020－03－03)的文章中，作者在說明確?？夏醽問|戈昆都經濟特區及其他經濟特區正常運轉的重要性時指出:“中國從一個貧困國家到經濟超級大國的經濟轉型正是始于經濟特區的建立?！边@一策略的運用表明，中國減貧理念已超越話語翻譯，而進入到影響翻譯或實踐翻譯的層面。

　　(2)融合策略

　　在73篇文本中，有50篇文本(約為總樣本的21%)的作者不僅在中國減貧理念與非洲語境之間建立邏輯關系，還進一步將中國理念與本土減貧事業相融合，其策略主要有:直接采用型、吸收調適型和完善推進型三類。

　?、僦苯硬捎眯?。有時作者將中國減貧理念直接引入非洲減貧工作，未做明顯的修改調適。比如阿爾及利亞《中國減貧為非洲提供了經驗》一文中，作者認為非洲大部分人口在農村，中國基于農業現代化的減貧理念為非洲經濟轉型提供了洞見，他介紹了中國在農村推行科技化、信息技術化、基礎設施建設與聯通以及市場融合等方面的許多做法。他雖然只就其中某些做法如何運用于非洲進行了討論，但所提出的建議基本上是對中國做法的直接采用。又如在前述烏干達《建設一個繁榮的社會:來自中國的經驗》一文中，作者對中國減貧理念的直接采用更為明確，使用了“模仿”(emulated)、“復制”(replicated)、“借用”(borrowed)等詞，對于中國所建立的醫保系統，作者甚至強調烏干達要借用“整棵大樹”(即整套系統)，而非只取其中“一葉”(即某一點)。

　?、谖照{適型。有時作者或文中的行事者將中國減貧理念與本國特點相結合，通過“嫁接”或“修剪”等方式，提出既吸收中國理念要素又根據本國國情加以調適的舉措。比如納米比亞一則題為《根哥布希望復制中國的減貧戰略》(2021－07－09)的報道中，根哥布總統提到中國兩個減貧理念:精準扶貧和“4+2”制度體系。對于前者的運用，總統指出納米比亞將“采取針對當地情況并適用于我們的村莊、家庭和個人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對于后者，總統稱將“研究‘4+2’制度等策略，并將其與市政廳會議的概念相結合，將使我們能使得以前那些處于不利地位之人更多地參與抗擊貧困的決策和實施過程”。

　?、弁晟仆七M型。有時作者將中國某個減貧理念與本國已采取的類似政策相關聯，以中國減貧成效證明該理念可使本國的類似政策更加完善，效果更好。比如上述烏干達《建設一個繁榮的社會:來自中國的經驗》一文中，作者介紹中國為解決失業問題新增了4.58萬家就業機構，指出烏干達也在嘗試類似項目，但作者建議烏干達像中國那樣加大努力，因為“額外的努力將會帶來很大的不同”?！?/p>

　　五、討論與結語

　　從上文分析可知，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媒體上享有突出的顯著性和積極的合法性，具有較好的傳播基礎。但中國減貧理念在非洲的傳播尚主要限于“治技”層面，具體政策層面的理念最受媒體關注，卻又相當零散，這既不利于非洲減貧事業的發展，也讓中國減貧理念的影響難以持久和深遠。在非洲媒體話語場中，中非信源在哪些減貧理念可能與非洲相關或有效方面存在一定的理解分歧與認知錯位。中國減貧理念雖廣受非洲社會關注和肯定，但本土關聯性不夠強，本土化程度更是薄弱。盡管話語翻譯是“運輸與轉換同時進行的過程”，但對于中國減貧理念的話語翻譯而言，“運輸”與“轉換”在這個過程中的力度并不平衡，后者尚有待加強。

　　“規范傳播策略和過程的成功取決于它們為本土化提供機會的程度?！北疚恼J為，進一步了解非洲減貧所需，彌合雙方理解與認知上的分歧與錯位，制定有效措施全面系統地介紹中國減貧理念，加強中國減貧理念的本土化，使之與非洲的減貧事業緊密關聯并融入其中，而不僅僅是“看上去很美”，這可能是中國減貧理念國際傳播者必須努力的方向。

　　此外，本文揭示了國際規范傳播中的本土化是一個漸進過程，分為鉤連和融合兩個層次，并詳細分析了不同層次的策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現有研究的簡單化傾向，加深了人們對規范傳播復雜過程的認識，有利于規范傳播研究的深入發展。

　　本文刊載于《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