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業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2005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2007年獲得首都勞動獎章,2010年獲得北京市先進工作者和北京市級教學名師稱號。2020年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學科評議組成員(考古學科組)。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新石器夏商周考古學、中國上古史、環境考古與人地關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較。
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研究”等,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研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研究專項項目“中國上古基因譜系、族群譜系和文化譜系的對證研究”,主持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的發掘。出版《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等專著20部、發表《王灣三期文化研究》等論文約200篇,獲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第六屆和第八屆高等學??茖W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北京市第八屆、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五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研究成果獎(金鼎獎)等。
“五帝時代”指古史傳說中夏代以前的中國上古時代,屬于“傳說時代”或者“原史”時期。古代中國人普遍相信五帝時代的歷史真實性。但自晚清、民國以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疑古運動,五帝時代基本被否定。雖然隨著1928年以后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鄭州商城等的發現,極端的“東周以上無史說”宣告破產,但對商代以前的夏代尤其是五帝時代,學術界仍然充滿質疑。
根據文獻記載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當出自西周或春秋?!拔宓邸钡木唧w名單有不同說法,其中最重要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五帝說,很可能春秋時期早已存在。殷墟的發掘和晚商史的證實,說明“層累地造成古史說”的論證邏輯存在很大缺陷。晚商既然是信史,那么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時代理應存在歷史真實的可能性。但目前所見關于五帝時代的文獻都在晚商以后,這些后世文獻只是提供了五帝時代有真實歷史背景的可能性。只有將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密切結合起來,找到適當的研究方法,才有希望得到五帝時代的真相。
增強古史對證的確定性和有效性
考古學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實證古史是有可能實現的??脊刨Y料長埋于地下,沒有人為竄改增刪的可能,其客觀真實性毋庸置疑,是傳說史料最可靠的參照系。經過一個世紀的考古工作,這個參照系的內在邏輯秩序和主要內容已經逐漸被破解釋讀,中國史前(原史)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如果真的有過一個五帝時代,那么那些集團的遺存應當基本已被發現。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方法,達成兩者之間的互證。已有的對夏商和五帝時代的考古學探索,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以考古學文化和族群、國族存在一定程度的對應關系為前提。由于后世文獻傳說中特定族群的記載模糊或歧異,族群時空范圍難以確切界定,對考古學文化本身也存在不同認識,因此考古遺存和古史的對證存在不確定性。
有兩種研究方法可以增強古史對證的確定性和有效性。第一種是變遷法,就是以考古學上的巨大變遷一定程度上證實文獻傳說中的重大戰爭或遷徙事件的方法??脊艑W上的巨變是比較容易觀察到和容易確定的,發生巨變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大規模戰爭和遷徙,這應當也是古人印象最深、最容易被準確記載傳承下來的內容。用這種方法所確定的關鍵點,可以作為其他相關研究的基點。第二種是“譜系法”,就是將文化譜系、基因譜系和族屬譜系相互結合的方法,一旦三譜(三面、三網)基本吻合,就會形成更加確定的推論。
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關鍵時期
文獻傳說中五帝時代最重要的戰爭事件,就是五帝時代之初軒轅黃帝和蚩尤之間的“涿鹿之戰”以及五帝時代之末的“禹伐三苗”。與“禹伐三苗”大略同時的“稷放丹朱”事件,也可能伴隨著軍事暴力。這些戰爭事件在考古學上都有比較明確的證明,從而為五帝時代考古學探索建立了三個比較堅實的基點,由此可以初步確定五帝時代的基本時空格局:五帝時代從大約距今4700多年至約距今4100年,延續600多年。大致分為三期,早期包括軒轅黃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中期包括顓頊及其以后諸帝,晚期包括帝嚳、堯、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時代既非中華文明的起源也非形成時期,而是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關鍵時期。通過兼并融合,五帝時代已經建立了廣域王權國家的雛形,統治范圍可能至少涵蓋黃河流域大部,晚期“禹伐三苗”以后更是將長江流域也納入國家版圖,為初步“大一統”的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五帝時代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信史的頭一篇章,對五帝所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的崇拜信仰和效法,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文化上保持“一體”、政治上追求“一統”進而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脊艑W的產生雖然使得復原或者重建中華上古史有了新的路徑,但單純依靠考古學很難解決上古時代的精神創造、制度創造、族群認同、歷史記憶等重大問題。當然,對五帝時代古史的考古學探索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前提是研究者必須熟諳相關文獻傳說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必須掌握嚴謹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能盲目比附。后世文獻對五帝時代的記載必然真假雜糅,需要認真辨析;初步建立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還很粗糙,需要根據新的發現不斷完善;基因譜系的建設工作剛剛起步,需要大力加強;古史和考古學對證的理論方法更是亟須提煉創新。只有這樣,對五帝時代的認識才有可能越來越接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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