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維規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西比較詩學、比較文學、概念史、文學社會學、海外漢學;
代表作:《20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論稿》《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歷史的概念向量》等。
若說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語言所展示的概念轉換,不僅具有歷史狀態的表象意義,而且還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漢語現代“文明”概念的誕生及其社會化運用,正是近現代中國“過渡”和“轉型”的重要標志和推動力量之一?,F代“文明”概念與今人所言“現代性”概念有著許多相通之處,甚至是整體把握清末民初現代性的宏大概念形態。
漢語中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屬于新造詞,早已見之于《周易》和《書經》等古籍。然而,作為舊詞新用并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新概念,它們的產生和確立要在19世紀下半葉。一般說來,在“文明”“文化”概念流行之前,19世紀的中國多半還用“聲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藝”“文教”“教化”“開化”“風化”之類的詞,來表達與歐洲近現代文明概念相應或相近的思想。也就是說,中國人很晚才有意識地接受西方“civilization/文明”概念??傮w而言,中國人在19世紀末之前,似乎還未充分認識到近現代西方文明概念的深度和廣度。
此前從未受到真正挑戰的東方文明觀念,在近現代逐漸陷入被取代的困境。至19世紀下半葉,西方現代體系的沖擊導致東亞文明秩序徹底崩潰。甲午海戰之后,西方現代“文明”概念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相關價值觀的確立,固然與戰敗的強烈刺激所引發的心理和思想劇變有關,更與進化論的輸入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這很明顯地體現于新的歷史觀和對歷史不斷進化的認知。
史料告訴我們,中西接觸逐漸引起多樣而復雜的文化反響,其主要表現形式是:愈加頑固的對外防備心理以及對自我“文化”之精神勝利法式的矜夸;試圖在技術和軍事上趕超西方,而不放棄自我文化認同;癡迷于對外開放和對外來文化(不僅是科學技術,而是一切“現代”文化)無保留的接受。其發展軌跡為:從試探性的懷疑到毫不留情的批判,從維新之士到越來越多的市民階層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用以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就是“文明”,即西方近現代站在時代高度的“文明”。
在19世紀中葉以后的整個現代化運動中,求變求新思想幾乎是所有維新之士的共識。然自馮桂芬起,變革論說無一例外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涤袨榭v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石破天驚之論,他的迭次上書亦即變法思想雖已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然而其著眼點主要在于具體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說,他所追求的只是在現有政治秩序中進行改革。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倡全方位“大變革”的,則是梁啟超。他于1898—1912年流亡日本期間,親歷通過維新得以強大的日本及其“文明開化”的現實,徹底變革的思想無疑基于梁氏對西方近現代文明的認識,這種文明使西方列強和日本已經盡變舊法,“無器不變,亦無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作為“大變革”的中心內容和目的,梁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國民變革”思想。為了變革、進步,人們多半視西方近世文明為坐標。
中國早期啟蒙主義者的努力,以及整個現代化運動的最終鵠的,在于擺脫陳舊的制度結構,并在歐洲自由、平等思想的基礎上引入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精神。從本質上說,涉及文化認同問題,是認同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的問題,是傳統與反傳統的斗爭。19、20世紀之交的文明觀念,似乎無所不包,涉及科學發達、物質進步、軍事強盛、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思想自由、新聞自由等先進理念,一些新名詞如“文明史”“文明戲”“文明裝”“文明結婚”也廣為流傳?,F代“文明”概念的廣泛傳播,逐漸對中國的政治變革運動產生深刻的影響,并開始改變許多人的價值觀和生活理想,成為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因素。
綜觀中國近代現代化運動的整個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對時政的失望和強烈的危機感,成為求變求新的根本動力,也是產生各種變法思想的重要前提。民族主義的現代化運動無一例外地失敗了,然而并不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正是在外在脅迫、強加于人的中西接觸中,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首先涉及“文明”觀念的文化價值大轉換,最后在五四運動時期達到高潮。文化認同危機是歐洲現代“文明”觀念在中國時興的重要根源之一;到了五四時期,知識界的認同危機愈加深重。在自我否定的時候,反傳統主義者的目光首先向著西方,向著別樣的文化模式,向著“文明”。當時,“civilization/文明”概念常被西方世界用來總括自我成就的高度,并視之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標準。對于陳獨秀來說,近世文明的主要標記是:人權、進化論、社會主義。并且,只有歐洲文明才稱得上近現代文明。當時持這種觀點的并非他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完全順應了西方文化觀的主流論調。然而在民國初年,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革令人失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酷經歷,也導致人們對現代性“文明”概念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