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剛升

　　包剛升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政治、新政治經濟學，出版《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政治學通識》《民主的邏輯》等專著。 

　　自從英國工業革命與西方世界興起以來，全球范圍內的其他傳統社會與落后地區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完成向一種更先進的社會模式的現代轉型，就成了一個重要議題。然而，要實現較為充分的現代轉型絕非易事。尤其對于傳統大國而言，由于歷史傳統、價值觀念、地緣因素、國際競爭等原因，在現代轉型的路徑與模式上往往呈現出相當的特殊性，甚至呈現出較大的曲折性。比如，俄羅斯、埃及、印度這些傳統大國，都是某種重要文明或帝國的主要繼承者，也都是至今尚未完成充分現代化的國家。

　　大國轉型難題的特殊性在于，在內政上，傳統大國作為某種古老文明的主體性傳承者，往往面臨著更沉重的歷史包袱和更復雜的約束條件；在外交上，傳統大國作為一個區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大國，由于歷史的或現實的原因，更可能同西方世界產生緊張或敵對關系。而這兩種因素及其交織使得傳統大國更難完成現代化或現代轉型。具體而言，可以表述為五個命題。

　　命題一：傳統大國只要沒有遭遇重大危機或重大挫敗，就傾向于維持現狀；傳統大國啟動面向現代化的變革或轉型，往往是重大危機或重大挫敗觸發的，特別是內外戰爭的失敗。

　　命題二：面對西方興起引發的內外沖擊與危機，傳統大國往往面臨著國家重建的政治任務，這又構成了傳統大國現代轉型的約束條件。

　　命題三：一旦傳統大國經過面向現代化的變革，擺脫了重大危機，特別是進入了發展通道，就容易啟動重新尋找與發掘傳統的過程，而這可能又會妨礙它們繼續完成現代轉型。

　　命題四：面對西方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擴張，傳統大國往往會遭遇被殖民或戰爭失敗，容易處在被壓迫的地位上，進而產生跟西方世界的強烈對抗情緒，包括自身的挫敗感與對西方的負面看法。就此而言，西方世界常常在殖民擴張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敵人。

　　命題五：傳統大國經過面向現代化的變革或現代轉型之后，如果實現實力的較大提升，則西方主要國家更容易在全球或區域范圍內將其視為權力上的競爭對手。西方主要國家與傳統大國之間的這種權力競爭又會塑造后者在內政外交上的基本傾向。

　　正是這五個命題所呈現的邏輯，從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視角解釋了傳統大國為什么更容易遭遇現代轉型難題。這一結論可以在對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國的案例研究中得到經驗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