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脊軒志》大概是明清以來古文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此文自明中葉問世以來，常見于近世古文選本中，延及今日，仍是中學教科書的必選文章?！俄椉管幹尽芬悦鞔⑽亩谇宕瓿山浀浠?，與唐宋古文名篇并傳，與桐城派對此文的檢驗及接受關系密切。然而，桐城派未能正視《項脊軒志》的“小說氣”，給近代古文轉型留下了諸多遺憾。

　　桐城派論《項脊軒志》簡史

　　有清二百多年間，桐城派對歸有光的文章褒貶不一，但對《項脊軒志》的評價，大體經歷了先抑后揚的過程。

　　方苞從“義法”及“雅潔”的為文宗尚出發，不滿于《項脊軒志》的冗碎，以為“去其半脈絡乃通，滓穢盡洗”。為使《項脊軒志》更為“雅潔”，符合“義法”，方苞對《項脊軒志》大加刪節，如徑直刪去“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嫗亦泣”一段等。這些批評，與方苞對歸文的宏觀看法一致。在《書歸震川文集后》中，方苞概括歸文的短處為，“有近俚而傷于繁者”，“襲常綴瑣，雖欲大遠于俗言，其道無由”。顯然，方苞不喜歡歸文多用俚俗語、行文煩瑣，因其有傷于“雅潔”，不軌于文章“義法”。

　　自方苞以后，桐城派文人雖推重歸文，但對其貶抑的聲音也頗大。如姚鼐認為《項脊軒志》是“太仆最勝之文，然亦苦太多”，與方苞同調。姚鼐還認為“三五之夜……珊珊可愛”，是“琢句太多，然亦傷雅”，不若徑直刪改為“翛然自得”。此外，姚鼐綜合諸家所言，還給《項脊軒志》打上綜括性的貶義評語，認為此文有“小說氣”。這就在“義法”與“雅潔”外，又給《項脊軒志》蒙上一層陰影。

　　物極必反，嘉道以后，桐城派文人對歸文的評價發生了重大變化。一部分文人墨守“方、姚”遺規，仍從“雅潔”等論調入手批評《項脊軒志》，如王芑孫等人評《項脊軒志》，全是因襲方、姚舊論。而在姚鼐的弟子梅曾亮周圍，一批桐城派新勢力對歸有光的文章十分推崇。以梅曾亮為中心，其群從弟子如王拯、邵懿辰等人為提振桐城派古文聲勢，不斷抬高歸文地位，將其視作桐城古文的學習典范，并認為《項脊軒志》為“歸文第一”。王拯在《書歸熙甫集〈項脊軒記〉后》中云：“往時上元梅先生在京師，與邵舍人懿辰輩數人日常過之，皆嗜熙甫文。先生日謂舍人與余曰：‘君等皆嗜熙甫文，孰最高？’而左手《震川集》與邵，右一紙與余，曰：‘第識之以覘同否？’余紙書《項脊軒記》，先生舉邵手所舉《集》中文，即此也。乃相與大笑?！保ā洱埍谏椒课募肪砦澹┩跽?，正是歸文及《項脊軒志》地位不斷上升的寫照。

　　以道光年間以梅曾亮為中心的古文圈子對《項脊軒志》的推崇為轉折，此后桐城派文人對《項脊軒志》的評價多是褒過于貶，甚至不惜因此批評方苞。如秦瀛在《與周半帆書》中云：“望溪嘗不滿歸震川，震川……文不能盡追古人，而集中如《書張貞女事》《陶節婦傳》《項脊軒記》等，皆千古有數文字?！保ā缎s山人文集》卷二）又如林紓認為《項脊軒志》是“言情之文”的佳作，“瑣瑣屑屑，均家常之語，乃至百讀不厭，斯亦奇矣”（《春覺齋論文》）。吳汝綸在日記中為其子開列的歷代文章讀本中，所選歸文第一篇即是《項脊軒志》。至于清末以來各類版本的國文教科書，《項脊軒志》無一例外均得以入選。至此，《項脊軒志》可謂完成了“經典化”。

　　“小說氣”爭論與《史記》義法

　　從上文可見，桐城派對《項脊軒志》的評價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由方苞到姚鼐，以貶抑為主，在梅曾亮以后，則褒揚居多。對此文由抑到揚的關鍵人物是梅曾亮，時間則在嘉道年間。當然，目前所見梅曾亮論《項脊軒志》僅一條評點云：“借一閣以記三世之遺跡。大宛之跡肇自張騫，此神明其法者也?！彼u雖簡短，意義卻重大。梅曾亮沒有正面論說《項脊軒志》文辭瑣碎等問題，卻直接將此文與《史記》關聯，巧妙地解決了方苞、姚鼐批評《項脊軒志》的瑣碎與“小說氣”等歷史遺留問題，既未“背叛”師說，又為褒揚《項脊軒志》開了一扇窗。

　　“小說氣”是清代古文辭禁中的重要問題，錢鍾書曾說：“康雍以后，文律漸嚴，詩可用文言小說而不可用白話小說，古文則并不得用文言小說?！保ā墩勊囦洝罚┦聦嵣?，自清朝肇基以來，批評古文“小說氣”的聲音即不絕于耳。如汪琬抨擊“以小說為古文辭”的創作，黃宗羲批評侯方域等人的文章“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而沈廷芳在《書方望溪先生傳后》中認為，“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隱拙齋集》）。在古文辭拒斥“小說氣”的濃厚氛圍下，梅曾亮等人想要為《項脊軒志》行文的瑣碎與散漫正名，很難從字句層面進行理性探討。在此，為歸文尋找傳統根源更為合適且更加有效。

　　追溯歷代文章，前代為文有“小說氣”而評價仍相當高者，遠則有司馬遷，近則有柳宗元。不過，柳宗元的文章向來背負“小說氣”的評價，如汪琬認為柳文“近于小說”，且桐城派多不喜柳文。故梅曾亮等人把目光鎖定在《史記》上，通過分析歸文與《史記》的聯系，為提升歸文的地位張本。繼而，王拯等人發掘舊說，認為“震川每一下第，即閱《史記》一過，故閱本最多”（《歸方評點史記合筆》附《史記例意》跋）。他又綜合梅曾亮等人提供的批本，刊刻《歸方評點史記合筆》。通過種種舉措，使歸有光與《史記》成為密不可分的一體。隨后，梅曾亮、王拯等人論說歸文得司馬遷《史記》精髓，也就順理成章。

　　通過將歸文的文法源頭追溯到《史記》上，梅曾亮等人部分消弭了桐城派內部對歸文“小說氣”的批評之聲。歸文中的“閑筆”、瑣碎的行文等，由此都與《史記》的篇章建立師法關系。如林紓認為《項脊軒志》的言情特點取法于《史記·翁須傳》，而徐世昌則認為《項脊軒志》“肇源史公《外戚世家》”。種種跡象表明，梅曾亮等人將歸文的精髓溯源到《史記》，改變了《項脊軒志》在桐城派內部評價的風向。不過，他們雖然借含混的《史記》“義法”消弭了對歸文“小說氣”的爭論，卻并未直面歸文尤其是《項脊軒志》敘事細碎、多用俗語等問題。這使桐城派失去了一次突破文禁、開啟古文新變的機會。

　　歸文之妙與桐城派的遺憾

　　桐城派對《項脊軒志》等歸文的推許，使人以為桐城派已盡得歸文之妙。如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認為，“所謂桐城之學，實即從學習歸熙甫得來，自謂續數百年不傳之秘，自謂得古人深妙之心而已”。然而，由桐城派對《項脊軒志》的批評等方面看，他們與歸文精髓尚有隔閡。

　　誠然，桐城派逐步推崇《項脊軒志》，為此文經典化提供了重要助力，也為中國古代散文在“唐宋八大家”這樣悠遠的傳統之外，奠定了明代散文的“近傳統”，從而為清代散文的經典化鋪路。然而，桐城派對《項脊軒志》的先抑后揚，關鍵在于懸置此文的“小說氣”問題，含混地將其與《史記》的“義法”掛鉤，失去了與時俱進地探索歸文妙處的機會。

　　實際上，“小說氣”正是歸文的妙處所在。今人吳小如認為《項脊軒志》“上承唐人傳奇寫法，下啟《聊齋志異》用筆先河”，“正是歸有光專門摹寫身邊瑣事而具有小說胎息的一篇杰作”，可謂道中窾要。晚清以來的桐城派文人盡管隱隱感覺到“小說氣”是促成《項脊軒志》藝術成就高妙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敢正大光明地為“以小說入古文”辯護，只是模糊處理。如此一來，這一原本極具潛能的“以小說入古文”藝術脈絡又回到含混狀態。正如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嘆息道：“吾國文學……于正式男女關系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于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微之天才也。文筆極詳繁切至之能事……實由其特具寫小說之繁詳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保ā对自姽{證稿》）歸有光一系列文章善于以俚俗之言，寫家人細碎之事，且由于清代文人尤其是晚清桐城派文人的推崇，獲得極高地位，若桐城派文人因此正視并發揚歸文的“小說氣”特點，則古文在清末當有更大的生命力。

　　由于沒有能夠仔細區分歸文與《史記》的異同，清代桐城派文人還錯過了文法進境的機會。錢基博在細致分析后認為，“史公能于不要緊之題，說要緊之話……而震川只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古籍舉要》），點出了歸文與《史記》文法的重要差別，認為二者一是“依法立義”，一是“以義馭法”。近人胡懷琛更進一步認為，歸文寫情感及家庭乃是“文學的真諦”（《中國文學史概要》）。這一說法道出了歸文與“人的文學”的關聯，與“五四”新文學運動可謂內里相連。王拯等人原本有機會道破并發揮這一點，可惜由于桐城派文禁的森嚴，令他們錯過了這一可能，從而留下了中國文章史上的一大遺憾。

　　（作者單位：廣西大學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