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國家富強和增進社會福祉的重要標志。破解全人類共同發展的難題，不僅需要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協作，更要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在自然科學領域，基礎研究是探索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的過程，其目標是揭示自然界的本質和真相。近年來，學者發現基礎研究還是促成突破性科學發現的必要條件。此外，政府對基礎研究的長期資助能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圍繞基礎研究在全人類共同發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外國學者。

　　基礎研究成果的積累是突破性科學創新的前提

　　《科學》系列期刊主編霍爾頓·索普（Holden Thorp）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精準癌癥醫學中心主任邁克爾·B. 雅菲（Michael B. Yaffe）表示，各國政府日益關注基礎研究對科技創新的貢獻，不斷加強對基礎研究的資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菲利普·巴雷特（Philip Barrett）等人在《基礎科學為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一文中探討了基礎研究論文與專利論文之間的引用差異。研究人員發現，基礎研究論文的引用數量大約在8年后達到峰值，而專利論文在3年后達到峰值。由此可見，基礎科學研究比應用科學研究的傳播范圍更廣，影響的領域和國家更多，保持相關性的時間也更長，因而具有推動科研創新的長期優勢。

　　除此之外，索普等人還發現，實驗室引進機器學習等先進技術反而暴露了科研人員對基礎科學知識掌握不足的問題。諸多研究顯示，機器學習技術在某些方面效率較高，但數字技術的不足之處也有目共睹，例如算法無法為它的判定結果或分類行為給出簡單易懂的解釋。此外，用于訓練算法的過往數據一般都具有局限性和文化偏見。索普等人表示，在醫學領域，缺乏基礎研究功底的科研人員一旦沒能及時發現算法的誤判或分類漏洞，發生醫療事故的風險就會增加。面向未來的科學發展仍然離不開人類的洞察力和創造性思維。因此，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學者仍然需要從基礎研究中學習大量知識。

　　基礎研究推動生產率的長期增長

　　如果說生產率是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那么基礎研究在推動生產率的長期提高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巴雷特等人表示，新冠疫情不但影響了各國的財政收入，推遲了氣候行動，甚至可能使經濟發展成果倒退數年。當前，各國迫切需要促進經濟恢復，增加稅收收入，以便為各大公共項目提供資金。巴雷特表示，“是否擴大基礎研究更多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政治意愿，而不僅僅是宏觀經濟環境”。

　　哈佛大學增長實驗室博士后研究員烏爾里?！ど崽貭枺║lrich Schetter）在采訪中提到，真實世界的基礎研究投資收益往往難以測量，這是因為要想讓基礎研究的投資成果反映在創新產品或生產過程上，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因此，基礎研究的公共支出總是面臨壓力，尤其是在后疫情時代，各國政府需要應對不斷增加的公共債務和預算限制?？紤]到政府投資基礎研究的社會回報通常超過其成本，舍特爾認為，當下最重要的是延續疫情前的基礎研究投資趨勢。

　　投資基礎研究對地方經濟發展意義重大。舍特爾談道，“研究機構不僅為地方提供了訓練有素的科學家，還創造了加入科技合作網絡的機會。最終，基礎研究投資提升了地方經濟的競爭力，使得它們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A研究發展和國內經濟活動之間不是一種單向關系，由基礎研究生產的科學知識需要經濟競爭力才能轉化成經濟效益，基礎研究主要通過促進私營部門的研發創新來間接影響經濟發展。此前一項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產業專業化程度將影響它在不同行業的創新潛力。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國內經濟越發達、越多樣化，其創新潛力就越高，政府投資的基礎研究所帶來的國內收益也就越大。舍特爾表示，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地方經濟從基礎研究中吸收新創意，并將其轉化為創新產品或生產過程的能力較弱，政府注重提升經濟競爭力尤為重要。

　　巴雷特表示，以科學發現為導向的基礎研究往往為專利授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后者則是衡量技術創新的一個指標。巴雷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專利申請量每增加1%，勞動者的人均生產率就會提高0.04%；當一個國家的基礎研究存量永久性增加10%，該國的生產率將提高0.3%。值得注意的是，加強基礎研究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實際影響將遠超以上平均值。

　　公平分享基礎研究創造的福祉

　　巴雷特談道，基礎研究通過多種渠道為社會帶來積極影響。首先，從基礎科學知識中誕生的先進生產技術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其次，基礎研究成果促進了產品多元化，擴大了市場的選擇范圍，增加了社會福祉。也就是說，基礎研究推動的技術進步既讓人變得更富有，又增加了可供大眾消費的產品種類和數量，包括醫藥創新等具有極高社會價值的產品?？紤]到基礎研究經常涉及跨國合作，以上兩種改變機制在國際層面也創造了一定的福祉。

　　不過，米蘭大學經濟、管理和定量方法系教授馬西莫·弗洛里奧（Massimo Florio）從福利經濟學角度提出，人們并沒有公平享受到基礎研究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如在癌癥藥物的生產研發中，政府對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資助占比相當高，甚至占據制藥公司研發成本的45%—55%；同時，此類藥物的價格極高，制藥行業獲得了超高利潤。至此，公民先是以納稅人的身份資助了耗時長、風險大的基礎研究，接著又作為患者直接或間接地支付了藥品價格，最后還作為私營公司的大規模臨床試驗參與者貢獻了個人數據。弗洛里奧指出，由于資本所得稅普遍比勞動所得稅低，大型私營公司的投資者將基礎科學技術知識資本化后獲取了經濟利益，積累了巨額財富。對此，弗洛里奧表示，決策者需要重視基礎研究的社會經濟效益分配不對稱問題，在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促進社會公正。

　　舍特爾表示，“確?；A研究投資轉化為積極的社會影響并不容易。即便取得了成功，誕生于基礎研究的技術創新也不一定能惠及整個社會”。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里，科技創新供應方的收益往往比消費者的收益更加集中。舍特爾認為，因此，人們更要關注技術轉讓和創新政策如何提升地方經濟的競爭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