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格雷戈里·馬奧尼 受訪者/供圖

　　中國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機遇，科技整體水平大幅提升，科技創新備受世界矚目。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新型舉國體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話題，成為國外學界關注的熱點。日前，圍繞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中國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以及加強基礎研究等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美國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約瑟夫·格雷戈里·馬奧尼（Josef Gregory Mahoney）。

　　“中國方式”提速科技發展和現代化建設

　　馬奧尼談道，中國在研發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和資源，并持續增加投入。除支持鼓勵科研人員發表研究成果外，中國還大力推進高校和公共研究機構在創新與知識產權上的發展，更支持私有部門孵化相關成果；在培養本土高層次人才的同時，也對有海外教育和工作經歷的科研人員敞開了大門；在基礎研究以及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中，包括量子計算、電動汽車等特定的行業領域內，已經形成了以結果為導向的良性競爭，進一步促進了科技發展。

　　在馬奧尼看來，中國深刻領悟到發展自主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美國政府試圖惡化中美兩國關系并煽動中美“脫鉤”的論調，客觀上也促使中國更加明確地致力于自力更生。盡管有美國的干擾，中國在芯片、空間站、量子計算等領域都依靠自主研發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科技的快速發展不僅只有中國自身受益，也為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服務，如中國在推動全球綠色創新上發揮了引領作用，華為等公司的發展為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負擔的通信連通方案，為它們加入第四次和第五次工業革命創造了機會。

　　談及中國科技高速發展中如何應對挑戰，馬奧尼提到，中國政府會根據實際情況在必要時進行合理的宏觀調控，如更好地平衡研究與開發之間的關系。此外，中國會采取實際行動避免學術出版只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確保經過同行評議的學術出版物不僅只是成堆的論文，而是重要而有意義的發現。確定有發展需求的領域，設計適當的方案并有效執行，評估結果，鞏固已有的成果，然后繼續向前邁進……這是馬奧尼眼中的“中國方式”，對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和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馬奧尼分析了近年來中國科研國際交流合作的動態后表示，隨著中國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海外人士來到中國，包括尋求學習機會與科研交流機會的海外留學生和學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國高校創建了更完備的交流合作機制和更成熟的交流合作項目，包括為海外來華學生、學者提供獎學金等。中國在科研國際交流合作的制度效能上已極大地超越了2008年之前的水平。馬奧尼提出，由美國某些政治人物挑起的對中國學術形象的妖魔化在美國部分學術機構中產生了波瀾，使得一些學術機構限制學生與中國學術界交流，也不鼓勵教師與中國學術界交流，嚴重損害了中美之間在科學研究上的互相了解。但是當前中國與非西方國家的科研交流合作關系穩步發展，有越來越多來自東歐、南亞、東南亞、中亞、拉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留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中國十分歡迎有志者參與對華科研交流合作，加深對中國的科學研究與科技創新能力、成果的了解，助力全球共同發展繁榮。因此，馬奧尼樂觀看待未來中西方科研交流合作，如果中國作為全球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得到進一步深化，局面就會更加樂觀。

　　不斷深化的民主參與提高中國學術生產力

　　科技發展與高等教育發展息息相關。作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在采訪過程中，馬奧尼向本報記者闡述了他眼中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特點和中美高等教育體系異同。他告訴記者，他在美國高校工作了10年，其后又在中國高校工作了12年，并通過客座職位和講學活動與美國高等教育界繼續保持密切往來。馬奧尼表示，中美高等教育體系既有相同點也存在差異。雙方都經歷了走向現代大學的歷史進程和教育產業化演進。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相關模式愈發成熟，而中國則通過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各項改革實現了這一目標。

　　然而，在中國進行改革的同時，美國高等教育出現了新的變化，其中非常突出的一點是商業模式蓋過了民主治理模式。馬奧尼認為，這不僅影響了美國的學術自由與學術安全，也威脅到了教學研究的質量與誠信?！案愀獾囊粋€問題是，很多全職、有權參與高校院系治理的教職員工（在許多學術機構中占比不到30%）不得不參與帶有偽民主色彩的活動以支持行政工作。這滋生了一種新型的學術失信行為，助長了腐敗風氣?！瘪R奧尼談道。此外，在這種商業模式下，美國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長速度快于通貨膨脹率，給年輕人帶來了危機，尤其是那些來自工薪階層或少數族裔社區的年輕人，他們只得選擇背負大量債務。

　　與此不同的是，在中國高校中，人們以概念和結構上多樣化的民主方式參與科技創新全過程。馬奧尼認為，“換句話說，中國的學術界沒有被動執行一種浪費時間、消耗精神的偽民主職能。學術界人士擁有參與機構民主建設的機會，也接受開誠布公的制度約束。他們有很高的學術生產力水平，平均而言，也得到了來自機構內外的充足的資助與支持”。馬奧尼表示，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過度利用處于臨時教學崗位或弱勢地位的學術勞動力，也沒有讓高等教育過于昂貴，學生、教師、科研人員都不必承受像美國年輕人那樣沉重的債務負擔。簡言之，盡管中國的高校同樣不能免于市場力量和教育產業化模式的干擾，但不會被這些因素壓垮，而是保留了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對教育和人類進步至關重要的應有的空間與權利。

　　馬奧尼強調，美國高等教育領域暴露的問題并不是美國獨有的，其他西方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這不僅會造成教育體制的退化，還讓這種退化不易受到非議，進一步削弱了實證評估，使一些社群與現實世界脫節，加劇了人們對全球共同面臨挑戰的誤解，也助長了對中國的嚴重錯誤的描述。他對記者表示，“很多美國人，包括學生們和教授們，對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信心有所下降，這與對政府和科學的信任度的下降也是有關的”。

　　加強基礎研究是明智之舉

　　對于中國加強基礎研究、推進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的決策，馬奧尼予以充分肯定，并在采訪中針對中國在組織制度、人才支撐、群眾基礎方面的優勢進行了分析。第一，中國沒有落入“宣傳陷阱”。例如，美國取得的許多重要的科學進展都是通過政府資助的研究實現的，包括在由政府資助的實驗室中完成實驗研究。然而，近年來，美國開始逐漸轉向更依賴于私人資助的研究，尤其是在關鍵技術領域。馬奧尼認為，中國非常清楚地意識到20世紀世界最主要的科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領導推動的，無論是在美國、蘇聯還是其他國家。除了充分認識到政府組織、財政支持在科學技術發展上的力量，中國還意識到革命性的突破常常受到強大的私人利益集團的抵制，致力于確保相關成果朝著服務于公眾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的方向發展。馬奧尼在采訪中強調，“我們在中國的發展中看到的是一種堅定勇敢的姿態，無論是革命性的舉措還是改革性的措施，中國都同樣積極尋求系統協同效應以推進發展。這不僅體現在中國在基礎科學和技術發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更體現在中國從近代斷壁殘垣中崛起，成長為先進的科技社會，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國有受過良好的數學與科學訓練的人才隊伍來支撐基礎研究和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的發展。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依賴外來移民人才，但由于受到美國政府和學術機構的歧視、不公平對待，許多外來學者紛紛離開美國，到中國繼續進行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第三，馬奧尼對記者表示，中國社會是一個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較為先進的科技社會。雖然中國還沒有實現在各個領域都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但在許多領域都已經處于領先水平。中國有希望步入最先進科技社會的行列。如在應對新冠疫情的三年時間里，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展現了科學文化在中國的深入人心，并與發達國家近年來的反科學思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