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深入學習貫徹、闡釋解讀黨的二十大精神，中國社會科學院團委、中國社會科學網聯合開設【社科青年說·二十大精神筆談】欄目，邀請青年專家學者，結合自身理論和學術優勢，聚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新觀點、新論斷、新思想，聚焦事關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系統化、學理化闡釋。

　　向靜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技術社會學。研究成果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等中英文刊物，并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以及《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轉載。出版專著《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邏輯》、譯著《牛津金融社會學手冊》（合譯）。曾獲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年會優秀論文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獎項。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這不僅對促進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體系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義，也給社會學研究提出了“深入理解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過程”這樣一個重要議題。

　　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不僅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競爭中的戰略制高點，也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體系，成為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表征和驅動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一再強調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并就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以數字化轉型驅動治理方式變革作出戰略部署。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科技發展和社會變遷這兩條主線所分別產生的供給和需求效應，是在國際和國內環境發生重大復雜變化的時代背景下交匯融合的結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如何觀察和分析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過程，是數字時代給社會學研究提出的一個重要議題。實際上，社會學從誕生至今一直保持著對技術與社會關系議題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不少基礎性的理論視角、分析概念和研究工具。社會學的研究表明，社會科學對于技術的理解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理論視角，即自然主義、建構主義和批判主義。自然主義的技術觀，強調技術的客觀中立性，重視技術的工具性價值，認為技術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建構主義的技術觀，強調技術的社會建構性，認為技術會受到群體、制度、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技術應用是一個社會過程；批判主義的技術觀，強調技術的權力關聯性，認為技術可能成為權力的控制手段，應該受到一定的約束。三種技術觀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分別看到了技術與社會關系的不同面向，為我們全面深入地研究數字技術融入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實踐過程提供了分析思路，為數字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

　　第一，數字技術對于社會治理而言具有獨特的工具性價值。首先，數字技術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新的信息手段，其作用是其他傳統治理要素越來越難以替代的。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可以提高信息溝通、采集、存儲、計算、挖掘、分析等的效率和質量，提升社會治理的效能。其次，數字技術為社會治理構造了一種新的公共空間，使得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居民等主體之間的互動可以在數字空間展開，可以為各種新的溝通方式、互動機制和運行規則提供基礎的平臺支撐。再次，數字技術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思維方式，它不僅可以提供信息手段和公共空間，而且可以影響社會的文化認知，例如給人們帶來關于如何理解和應對社會系統復雜性的新的思想觀念。

　　第二，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是一個復雜社會過程。首先，數字技術的社會應用嵌入在既有的制度、組織和文化體系中，其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廣度和深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只有不斷推動制度、組織和文化體系的適應性變遷，發揮好制度、組織和文化對于數字技術應用的界定和使能作用，為數字技術應用提供更好的基礎環境，才能有效實現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支撐功能。其次，數字技術雖然有傳統治理要素難以比擬的優勢，但終究只是一種有助于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技術手段，并不能完全替代傳統治理要素，其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效果有賴于和各種傳統治理要素的協同。只有不斷創造各種治理要素之間更為開闊的協同空間，才能促進數字技術與中國社會治理體系中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

　　第三，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可能帶來非預期后果。首先，國家、市場、社會之間的權力格局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政府部門和科技企業是數字技術的主要研發者、掌握者、應用者和海量數據的實際擁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在新的權力格局中處于優勢地位。如何界定不同主體的數字治理權力和數據權限，協調它們在數字空間和實體空間的權責關系，是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中的一個關鍵和前沿問題。其次，數字技術攜帶的一些技術特征，可能與社會既有的倫理規范、運行規則和自我保護機制等存在張力，其在社會治理中的廣泛和深度應用可能蘊含不少新型社會風險。只有不斷構建更為精準和有效的約束機制，才能最大限度減少數字技術應用的負面影響，更好發揮其對社會治理的支撐作用。

　　總之，社會學的理論視角有助于我們將數字技術置于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結構和外部環境中進行考察，更清晰地分析其角色定位，更全面地把握其與社會治理體系其他要素的互動關系，更深入地理解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過程。中國社會正在加速進入數字時代，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正在迅速展開，數字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也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順應時代大勢、回應時代問題，既是社會學人的重要機遇，也是社會學人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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