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爭取實現偉大復興的實踐對中國社會學給予了三大主題引領：一是自強，救亡圖強的民族抗爭，促使中國社會學從逆境求生中尋求學術自強；二是自覺，發展道路的曲折探索，促生中國社會學在思想交流碰撞中走向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三是自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中國社會學也迎來在古今貫通和中西會通基礎上的學科自信。中國社會學以往既坎坷曲折又波瀾壯闊的學科歷程啟示我們，在新時代，欲要崛起于世界學術之林，中國社會學必須緊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所引領的主題，回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出的時代之問，在總結豐富的民族復興實踐經驗基礎上，大膽創新，建設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社會學。

　　關 鍵 詞：中國社會學；學術自強；文化自覺；理論自覺；學科自信

　　作者簡介：刁鵬飛，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欲興其學，先正其史?！雹俨涣私庵袊鐣W的歷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社會學的現狀，就無法得到關于未來學科興盛的正確認識。本文回顧了過去的120多年里中國社會學走過的歷程，梳理歸納了中華民族爭取實現偉大復興的實踐所提出的學術主題，從實踐與理論的相互作用中，研究主題引領與學術創新之間的關系，以期獲得對新時代中國社會學實現崛起的有益啟示。

　　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社會生活變動不居，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間段，這種變動的深度和廣度都將會是前所未有的劇烈和深刻，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和創新同樣伴隨著時代、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袄碚撛谝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②社會學在當代中國的興盛和崛起，同樣決定于其滿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需要的程度。

　　社會實踐是社會學發展的最深厚的源泉和動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社會學研究者提出了緊跟時代需求、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展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命題。眾多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積累，將為中國社會學的崛起提供豐富資源。富足的資源是否能夠促成學術這棵大樹的茂盛，還要看時代主題是否得到了科學解答。

　　有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學崛起之間關系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這樣看，一般來講，國家興盛可以有更多資源提供學術方面的資助，從而帶來學科興旺、學人輩出、學術繁榮。隨著國家富強，學科體系建設逐漸完善，學術順勢而生、開枝散葉，這是學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一般的變化規律。但這只是理解中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方面的線索。本文的研究焦點是中國社會學崛起的另一面，即主題引領這個線索，循著從實踐到理論的方向，找尋中國社會學崛起背后的動力。為此就需要梳理引領中國社會學知識生產的主題。

　　一、學術自強主題：救亡圖強引領群學復興

　　救亡圖強，是清末民初的廣大進步黨派和人士的共同呼聲，反映了鴉片戰爭之后國家內外交困，民生災難重重，進步知識分子從修己和治國兩個方向發出的最強聲音。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一個是“救國”，一個是“開民智”。知識分子為“師夷之長”大量翻譯轉介西方各學科門類的最新成果，嚴復、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受到來自社會進化論思想影響，認識到西方列強在競爭中勝出，強大到足以在全世界范圍鯨吞擄掠，中國與之相比欠缺的是促進社會民族進化的“群學”，中國人需要克服“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的弊端。內憂外患之間只有自強才能保國保種，是這一時期具有引領性的中國社會學的主題。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在救亡圖強的精神感召之下，對西方社會學抱著經世致用的態度，要從發達國家的社會學等學科里面，尋找出國家強大、民族振興的密碼。

　　1.“群學”是在中國幾近淪亡的危急關頭，維新派知識分子找到的民族自救和國家自強的良方

　　群學在清末民初得到知識分子的關注，背后的推動力是保國保族。甲午戰爭之后，來自西洋、東洋的列強對中國的劫掠把中國推向亡國亡種的深淵，眾多仁人志士從軍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提出救國救民的對策。其中嚴復、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從引介和發揚“群學”中尋求救國之道。③嚴復撰寫《原強》、翻譯《群學肄言》，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倡導“合群立會”“敬業樂群”，他們認為西方的強大不僅依靠器物而且來自其科學，群學作為有助于社會民族進化的科學，是“優勝劣汰”的國際社會競爭中的不可或缺的科學。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迫切需要“以其能群”來謀求生存。梁啟超在《說群》自序里講，他師從康有為所講“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治天下之道，學習嚴復譯介的《群學肄言》和譚嗣同所講的“仁學”，發愿作《說群》十篇，要發揚“群術”、祛除“獨術”，醫治各私其私最終“無國”的弊病。梁啟超指出應當學習西方國家強大的根源——治群以群。④群學被視為國家得以強大的精神密碼。

　　發揚群學，是維新派知識分子找到的中國古已有之的群學與西方進化論社會學兩相互通、體用結合的學術自強道路。嚴復指出：“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群之變端。以既往測方來也?！虒⒂谡吕煤裆咧畼I有一合焉。群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于厚生之事操其本耳?！雹輫缽?895年在《原強》中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他推重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所講的“浚智慧、練體力、厲德行”，認為判斷民種高下、國威奮亡的標準是以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為征驗，而通曉群學才可能查知治亂盛衰的根源，才可能達至修齊治平的功效。⑥

　　群學的倡導者還通過辦學、辦報來教育和喚醒民眾，把救國的事業與民眾的生活聯系起來。⑦譚嗣同在《治事篇》第九篇《群學》中提出，沒有群，就不能興辦開礦、采礦、勸工、務農、戒鴉片、戒纏足；有了群，則可以自奮而事成；⑧他還在報刊上撰寫多篇倡議書，呼吁民眾結成群(會/社)。⑨

　　群學倡導者將論道與立身躬行相結合，立言與立功并重。章太炎于19世紀末與曾廣銓合作譯述《斯賓塞爾文集》，于1902年翻譯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在行動中他投身革命“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后人評價他能“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于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性”。⑩當時維新派發揚群學，為的是找到醫治現實痼疾的良藥，為的是存續民族國家的國本。

　　2.中國的出路要從東方尋求，中華復興和學術振興都應如此

　　自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看到一味學西方救中國是不太可行的，不論是19世紀從西方引入堅船利炮，還是20世紀初嘗試西方的立憲君主制、議會民主制等政治制度，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面貌。中國仍然還是一個內部軍閥紛爭、封建割據，對外屈從帝國主義經濟壓榨的依附型社會。梁漱溟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提出與全盤西化論截然相反的觀點，要往東走，從“全然不同的新方向”在東方文化中找到中國的出路。

　　梁漱溟的學問是中國式的進路，從問題出發，尋找解答人生和社會問題的根本辦法。他的問題是“東方化”的中國怎樣面對西方化的壓迫。與嚴復所講引入西方槍炮、練兵是治標而非治本的觀點相通的是，梁漱溟認為西方的槍炮和制度與“東方從來的文化不相容”，(11)從長遠來看照搬西方器物和制度，并不能解決中國問題。他先后撰寫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人心與人生》《民族救國》《中國文化精要》，都是從東方的倫理文化和人生問題出發為中國復興找出路，探索解決中國社會痼疾的長遠辦法。從倫理本位的觀點看，梁漱溟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倫理本位和職業分途。在倫理本位的社會中，財富不屬于個體而屬于倫理單位(家)。中國的長子沒有獨家繼承權，諸子分產不會帶來世襲的財富兩極分化；中國社會有職業分途，所以有社會流動，工農商學兵之間的流動打破了階級代際間傳承。作為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并不同于西方。

　　梁漱溟從民族精神培育出發為中國探路，從中國社會歷史脈絡的梳理中，提出中國人有比西方優越的民族精神。梁漱溟認為在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中有一種人心向上的力量，因而在他看來，中國的出路不在受西方化籠罩的城市而是在鄉村。知識分子進入鄉村建設鄉村學校，從教育鄉民、幫助鄉民修己開始，梁漱溟身體力行，用鄉校教育的辦法開拓出鄉村變革所需的人、制度和環境。與晏陽初的扶助“貧愚弱私”相比，梁漱溟更強調人的教化之功。雖然梁漱溟的向東方尋求出路受限于軍閥割據和日軍入侵的現實環境，而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但在中國積弱、全盤西化論盛行的時期，他用中國學術的進路，以文化關懷貫通人心—人生—團體—國家—天下這一脈絡，從民族精神的培育出發找尋中國的出路，在當時具有旗幟性和標識性的意義。

　　3.認識中國社會特征，走中國獨立自強之路

　　20世紀初，在各類救中國、求富強的嘗試里面，那些復辟封建帝制的鬧劇草草收場，那些完全訴諸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國的努力，不論英式和日式的立憲君主制，還是美式和法式的總統議會制，都宣告失敗。歷史證明，要探索中國富強的道路，需要在認清中國社會特質的基礎上，尋求適合中國的路徑選擇。當時大量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歷史分期的爭論，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納。但可以肯定地說，分析中國的社會歷史不能照搬西方社會歷史的現成框架。在如何看待中國幾千年傳承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雖有截然相反的觀點，但客觀地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理性地分析興衰利弊，為在東西方列強環伺下的中國找到出路，是符合歷史大勢的選擇。

　　當時的社會學者大多持有介乎全盤西化與復古之間的折中觀點，主張融合中西文化，把源自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運用到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之中。這一代學者既受到較好的傳統文化的熏陶，又了解西方的社會學，故結合東西文化所長，找尋有益于中國人民生活的經驗，破除阻礙中國人民發展的弊病。陶孟和、朱有漁、李景漢、陳達、吳澤霖、言心哲、楊開道、潘光旦、吳文藻、吳景超、費孝通、雷潔瓊、嚴景耀等人，都接受過西方學術訓練，均以關心中國社會為己任，致力于為中國富強尋找出路。(12)

　　總之，以救亡圖強為目標，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中國社會學(群學)歷經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復興，從譯介西方強國的社會學著作入手，尋求民族國家的自強密碼，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地位；從中國傳統中汲取與西方學術相合的學術資源，探索以學術自強通往民族國家自強，從學術的革新進步爭取民族國家的革新進步的道路；從中華民族的認同到群學復興期間的獨立、自強、革故鼎新的進步話語，這些如同基因編碼一般烙印于中國社會學的傳承之中，為中國社會學實現崛起打下了基礎。

　　二、自省自覺主題：重新創建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的中國社會學

　　1952年前后，中國的高等教育院系調整，人類學、社會學等專業被從科研和教學機構中取消，社會學的獨立學科地位被否定。直到1979年，那些認為社會學沒有存在必要性的認識才得以改變?？梢哉f，中國社會學從1979年得以重建是歷史條件變化的結果。中國社會學是為了滿足認識中國現代化的規律、研究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變遷的需要而重建的。鄧小平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覀円呀洺姓J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后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后了……必須下定決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專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談。四個現代化靠空談是化不出來的?！?13)作為一門服務現代化的經世致用的社會學，中國現代化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引領與被引領的關系。費孝通先生指出：“我們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學者那樣，采用對人民生活漠不關心的貴族態度。處在社會變遷中的學術工作者，應當努力為社會現實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素質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勞動?！?14)

　　重新創建中國社會學，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密切結合中國社會實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重建的內容和取向。為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費孝通提出應重建社會學的五臟六腑，(15)社會學的重建和補課，不是簡單的缺什么補什么，而是從重建社會學的系統工程出發，既不能照搬外國學校教的社會學，也不能恢復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國大學里講的社會學，而是要補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學基礎理論，批判地繼承中國、外國社會學研究的有益成果，尤其要深入實際、做社會調查，從社會變革的現實中吸取養料。(16)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學的重建承載著一代學者的自省和思考，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現實觀照與對社會學自身的自我省思，是貫穿社會學重建的主題。

　　1.費孝通：“三級兩跳說”

　　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程，是經歷農業社會(第一級)向工業社會(第二級)、向信息社會(第三級)同時跳躍的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兩個階段。(17)西方是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之后，再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而中國卻是在沒完成第一跳的時候就必須跳第二跳了。怎樣看待在“三級兩跳”的中國社會的大變遷背景下，社會學的學術發展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系呢？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跳與第二跳相互疊加，是時代“接二連三”地給社會學的發展提出的挑戰。雖然中國不少地方還沒完成工業化這第一跳，雖然準備不足，但時代不容許我們有“任何的猶豫和遲緩”，研究者需要思考“我們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站穩腳跟，繼續發展(的問題)”。(18)

　　基于中國社會實際選擇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費孝通先生提出發展小城鎮和鄉鎮工業的策略。在改革開放之初，蘇南地區有社隊工業的積累，有獲得工業技術的便利，“離土不離鄉”是當時最為可能開啟的一條工業化道路。在工業化初期，統籌重工業和鄉土工業發展，從而避免汲取過度、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的隱患?！缎〕擎?、大問題》提出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與費孝通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鄉土重建》中對鄉土工業發展的預判如出一轍，成為中國農村在資本短缺限制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穩健道路。鄉鎮工業和小城鎮的發展，走出了獨具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改變了工農對立、城鄉對立的兩元結構，成為協調差別、促進融合的城鄉之間的建設力量，創造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19)

　　在工業化的“第一跳”跳得穩之后，社會學還要研究“第二跳”跳向信息社會的跳得遠的問題。針對這第二跳，費孝通先生指出應當加強“文化自覺”，要有“自知之明”，要研究自己的社會文化，同時認識其他社會的文化，要提倡和而不同，“要把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古訓帶上”，“把對新人文思想、新人文精神的追求帶上，獲得更高的起跳位置，才能跳得高、跳得遠”。(20)

　　中國的現代化，正如費孝通先生強調的，必須有自己的模式，要發揮中國的強點和優點，“中國是有組織的，人民覺悟高。然后去學別國的、別文化的優點和強點?！亟ㄉ鐣W是為現代化服務，為人民服務”。(21)以《江村經濟》描繪的吳江縣為例，改革開放以來社隊企業帶動小城鎮發展，鄉鎮工業促進農民富裕，環繞上海周邊已成為“超越行政區劃的、金字塔型的經濟區域結構……從塔頂到塔基，縱橫交錯的‘血脈’延伸到每個基層單位”。(22)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高度概括了中國不同經濟區域實現現代化的獨特經驗。

　　費孝通先生的“三級兩跳說”，微言大義地揭示中國百年來經歷的現代化過程和趨向及其可供現代化的資源。第一跳要走得穩，要站穩腳跟，要發揮中國農村的組織優勢。第二跳要以中國古訓為扶翼，去彌補現代化初期就潛伏其間的缺憾。由于缺失東方的“中和位育”“天人合一”思想，西方現代化過程因此出現了嚴重問題。費孝通先生預見到，中國的現代化要想實現，乃至世界的現代化要想成功，需要“道義秩序”這一中國智慧去彌合西方開啟現代化道路時的缺憾，缺失道義的強權公理導致少數國家在汲取和掠奪基礎上的富裕和多數國家遭逢壓制的貧窮停滯；唯有“道義秩序”的扶持加護，世界現代化方能行穩致遠，中國現代化才能跳得穩、跳得高、跳得遠。

　　2.陸學藝：“得天獨厚說”

　　中國社會學人在歷史性的變遷中親身體驗到跨越傳統、現代和后現代的“共時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經歷著巨大的歷史性的變遷，中國社會學人相比西方同行，擁有貼近觀察和體驗社會巨大變遷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23)我們可以親身經歷從小農經濟到計劃經濟、再到市場經濟，從溫飽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多個發展階段?！皞鹘y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在歐美歷史上是歷時性的關系，在當代中國，卻是共時性的關系?！?24)跨越時代的共時性，是中國社會學人擁有的、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同行無法比擬的得天獨厚的時機。

　　以陸學藝先生為代表的“三農問題”研究學者，充分利用了時代賦予的貼近觀察和體驗社會變遷的得天獨厚的歷史機遇。他們長期跑農村，切近地體驗農民在生產經營中發生的不同程度的社會變遷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小城鎮、農民工成為中國特有的新生事物，農民逐漸超越城鄉二元結構，通過務工經商，在改變經濟地位的同時，改變其收入結構、分層結構。(25)農民與工人之間的二元身份，在農民的生活實踐中得以結合起來，亦工亦農是農民依靠土地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依靠務工實現更高生活需要的有效的實踐，涉及廣泛的社會學分支領域，包括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社會分層、城鄉社區、基層組織、城鎮化、區域發展、精神文明建設、農村扶貧等等。

　　從“共時性”的視角來看，陸學藝先生指出中國的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度并不合拍，中國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中占比已經達到工業化國家水平，可是城鎮化率明顯偏低。由此陸學藝先生提出中國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判斷，并且分析其原因認為，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下來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勞動就業二元體制，限制了資金和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流動。要消除阻礙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發展的制度壁壘，改變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改變社會事業發展跟不上經濟發展的落差，就要深化改革、解放束縛。陸學藝先生提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推動建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提高醫療保障水平等，從而提升社會發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活力。(26)

　　中國社會學學者抓住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機遇，研究成果(27)記錄反映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巨大變遷中的社會整體性的變動，有關實地調研報告得到政府部門重視和社會公眾的關注，提出的政策建議進入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直接為社會建設事業服務。社會學知識的普及還增進了社會大眾對生活方式的認識，提高了人們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28)

　　3.鄭杭生：“理論自覺說”

　　鄭杭生先生在“文化自覺”基礎上提出“理論自覺”，強調中國的研究者要“立足現實，提煉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總結“中國理念”，探索“中國道路”，對其研究的理論具備“建設性的反思”。他又將其概括為“兩類挑戰”，提出要開發“傳統資源”、借鑒“西方學術”、提升“中國經驗”。(29)他指出理論自覺(主體性和反思性)是中國社會學面臨的重大緊迫的時代主題，是中國社會科學走入世界學術中心的必由之路；是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避免成為西方流派的中國翻版的必備前提；是中國社會科學增強軟實力，取得學術話語權的必要條件；是立足中國豐富的轉型實際，研究中國問題的必備要素；是推動中國學派的核心概念、理論內涵、團隊凝聚、學派氛圍形成的必然要求。(30)

　　理論自覺需要克服邊陲思維，“‘邊陲思維’往往習慣于用西方的概念來裁剪中國的社會現實，而不善于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把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精華用來分析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還自以為走在正確的路子上。要改變這種多年潛移默化養成的理論失覺和理論自卑的定勢，不是很容易的”。(31)所以需要增強主體性，減縮依附性，在社會學的研究中保持反思性、責任性、競爭性，總結中國經驗和模式，提升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32)

　　從文化自覺到理論自覺的重要論述，是中國社會學人處于被西方主導的學術境遇下發出的強烈呼聲。學術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潛移默化影響著西方社會以外的研究者，因為西方學術所擁有的領先優勢和中心位置，非西方學者要基于學術傳承實現學術創新，難免受西方主導學術話語的籠罩而不自知。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學術發展，都是要回顧歷史、展望未來，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東西方的學術發展所處的優劣位勢不同，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更需要主動地求自知、求自覺，以自省之心，體察自身所處的時空位置，闡發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三、學科自信主題：在繼承和創新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

　　學科自信的提出是在文化自覺與理論自覺基礎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關鍵。(33)學科自信與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一脈相承，是提高文化自覺、增強理論自覺的必然要求。學科自信是悠久的學科歷史傳承和學術研究積累在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上結出的碩果。

　　1.古今貫通、中西會通，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

　　景天魁先生上溯中國古典社會學——荀子群學，梳理選取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基礎概念和命題，指出群學要義的“合群、能群、善群、樂群”是“中國社會學的基因”；(34)由群、倫、仁、中庸4個基礎性概念體現出4個基本特質，即人本性、整合性、貫通性和致用性，構成學科的基礎性；(35)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4個層次上，梳理出30個基本概念，加上基礎性概念共同形成群學的概念體系，(36)這一概念體系與修齊治平4個層次相合轉化為群學的命題體系?！翱v向上的合群、能群、善群、樂群這條主線，與橫向展開的修身(合群)、齊家(能群)、治國(善群)、平天下(樂群)4個層次，就構成了群學元典‘一線四層’的基本格局?！?37)

　　合群、能群、善群、樂群這“四群論”是刻在中國社會學內核中的“群道基因”，是中國社會得以綿延數千年的文化根脈和文化密碼?！啊旱馈?，貫通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各個層次，規制于君臣、父子、長幼、夫妻、親朋、鄰里、族群等等各種關系，體現于禮、法、家訓、鄉規、民約等各種制度和規范，融會于家國、朝野、士農工商，發揮于族群間、民族間、國家間、天下世間，‘群道’之理至大至微，群學之功至高至偉！”(38)景天魁團隊細致梳理歷朝歷代文獻、撰寫出的《中國社會學史》6卷專著，近來將陸續出版，其運用從群學元典得出的群道基因，為兩千多年中國社會學的理論體系作解碼工作，用系統性、專業性的語言，把中國社會學的先天優勢講出來，為中國社會學的崛起打下學科的歷史基礎。

　　2.學科自信是在中國本土用“中國話語”講述“中國故事”

　　在當今西方主導的世界社會學話語體系中，各國社會學研究者使用西方主流社會學的分析概念、研究方法、移植西方社會學的研究議題，用本國的實證資料印證西方社會提出的理論，是一種通行的學術進路。這種用西方的概念研究本國社會，再進行國別、區域之間比較的做法，客觀上促進了西方的學術話語普遍化，而缺失的是本國學術話語的特殊性。普遍使用的西方學術話語，在分析各國豐富的社會實踐時，往往需要熟知西方和本國社會情況的“譯者”作解碼和編碼的工作。即便有專門的跨文化“譯者”幫助，他國研究者在使用西方概念、命題、方法來解讀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現象時，也經常會有削足適履、方枘圓鑿的疑惑。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是延承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反對西方學術壟斷的自覺，是拒絕做西方翻版的中國社會學精神。費孝通先生在首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上曾經講過，“在中國人的地方，用中國話，討論中國人的事情”。(39)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應當在中國本土，用中國視角和概念，解讀中國走過的獨特發展道路，并在解讀中國道路中，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

　　景天魁先生指出，“中國社會學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路子走……很難有真正的崛起”。他認為“(中國社會學的崛起)必須有自己的概念、命題和學術體系，必須有自己的特質，有自己的特長和優勢，要么能夠彌補西方社會學的重大不足，要么能夠彰顯新的視野、開辟新的領域、回答和解決西方社會學未能解決或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因此，作為后來者，應借鑒先賢，基于本土經驗，提煉概念、形成理論，與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相會通。比如梁漱溟、潘光旦、費孝通，他們提出的“倫理本位”“位育”“差序格局”，就是聚焦以“人倫”為基礎社會關系視角用中國話語解讀中國社會的典范概念和命題。(40)景天魁先生提出，學科自信是接力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致力于為系統、科學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開創新篇章。

　　3.自信之“氣”是涵育中國社會學崛起的學養秘籍

　　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研究者熱切地關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持續的實地調研為社會學提供了新鮮豐富的滋養。理論建構的素材因之日益豐富，在社會學多個領域里不乏論點鮮明、論據扎實、論證精當的精彩成果?？墒且摮轿鞣綄W術話語，系統地提出源自中國社會研究的獨創性研究，還存在不少困難。究其原因，有中西學術分科與整合的差異，有中西社會發展階段和運行邏輯的不同，有中西方在世界學術生態中的位勢和話語權的差異等原因。這里想講的一條容易被忽視的要素，就是學界缺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氣”。

　　景天魁先生在論述學科自信時提出五種“氣”：要在學科起源上有底氣，確認中國社會學的元典是荀子群學；要在學科歷史上有勇氣，確認中國社會學有獨立且綿延不斷的學科史；要在學科性質上有志氣，確認社會學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要在學科建設道路上有銳氣，確認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要在學科使命上有豪氣，確認中國社會學能夠回答21世紀及其后時代的重大課題，并且平等參與創造人類道義新秩序。(41)

　　涵養底氣、勇氣、志氣、銳氣、豪氣，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崛起的學養秘籍。中國社會學崛起，離不開每一位中國社會學學人的參與，要在世界學術界取得中國應有的學術地位，就必須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霸權，擺脫西方主導的學術話語。為此，中國社會學學人迫切需要涵養學科自信之“氣”。這樣，中國特色社會學才能繼承中國一脈相承的學術傳統，用中國的話語，廣泛吸收借鑒來自多方面的經驗，創造性地解答中國社會的問題。

　　“文化自信源于我們對己身文明的系統了解與正確認識，沒有對自己文化的了解，文化的自信與自覺是不可能產生的?！?42)中國社會學的學科振興，需要“古今貫通”“中西會通”，樹立學科自信，涵養自信之氣，發揮創造力，回答中國當下和未來的社會變遷及其引發的實際問題。

　　知識社會學關注知識生產與其所處社會文化情境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社會學興起于西歐，要解答工業化沖擊下的英國、法國、德國資本和勞動的異化問題與社會整合的問題；美國社會學從美國國內戰爭之后逐漸興盛，伴隨著一戰前后美國經濟的繁榮，社會學針對諸多社會問題開展經驗研究，二戰前后大都市發展中出現的復雜社會問題，帶來美國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的壟斷地位；美國二戰后躍居世界一極，美國的社會學成為世界社會學的中心。這表明，其他國家社會學的崛起，都是因為緊扣了時代提出的學術主題，這應該具有普遍性意義。

　　中國社會學在認識他國社會學的同時也推進對其自身的認識。中國社會學所處的時空節點，在20世紀初是從群學里面尋求民族自救的學術指引，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中找尋自強的出路；21世紀初，中國社會學處在中華民族日益走向偉大復興之際，此時再亦步亦趨地跟從西方社會學的主導話語，安逸于被西方解讀的位勢是難以為繼的，如何傳承百年來學術自強的主題，在學術自覺的基礎上夯實學術自信，是當代中國社會學人不可回避的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要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43)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與之相伴的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的三大體系，是中國社會學應擔負的歷史使命，中國社會學人應盡心竭力，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需要有深厚的學科積累、開拓的時代精神和縝密的專業研究精神。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中國社會學崛起提供機遇，給社會學提出需要解答的學術主題。梳理百年來的社會學主題，中國社會學具備學術自強、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學科自信的寶貴精神財富，完全有底氣和勇氣回應中華崛起面對的“全球地方性”問題。中國社會學人當有砥礪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社會學崛起作出貢獻的志氣，涵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社會學崛起而書寫的銳氣和豪氣，創造性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

　　①景天魁：《欲興其學，先正其史——略談中國社會學史研究》，《人文雜志》2019年第6期。

　?、赱德]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2頁。

　?、蹢钛疟颍骸渡鐣W的傳入》，王康主編：《社會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1～268頁。

　?、芰簡⒊骸墩f群自序》，《知新報》1897年第18期。

　?、輫缽停骸度簩W肄言序》，[英]斯賓塞：《群學肄言》，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vii頁。

　?、迖缽停骸对瓘姟?，周振甫選注：《嚴復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14～36頁。

　?、吡簡⒊谌毡局骶帯缎旅駨膱蟆泛汀缎滦≌f》，彭翼仲在北平主辦《京話日報》和《啟蒙畫報》，戲曲界組織義務戲擔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

　?、嘧T嗣同：《治事篇第九·群學》，《湘報》1898年第37期。

　?、嶙T嗣同：《湖南不纏足會嫁娶章程》，《時務報》1897年第45期。

　?、獯硕螢殄X玄同對章太炎的評價，轉引自許嘉璐：《章太炎全集·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第6頁。

　　(11)梁漱溟：《梁漱溟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頁。

　　(12)閻明：《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2～66頁。

　　(13)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頁。

　　(14)費孝通：《開風氣、育人才——1995年10月30日費孝通先生在紀念吳文藻先生逝世10周年時的講話》，《中國社會學年鑒(1992.7-1995.6)》，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1～8頁。

　　(15)“五臟”是代指學會、研究所、學系、圖書資料中心、書刊出版部；“六腑”是代指六門基本課程：社會學概論、社會調查方法、社會心理學、城鄉社會學、比較社會學、西方社會學理論介紹。參見費孝通：《關于社會學的幾個問題》，《費孝通全集》第9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頁。

　　(16)劉豪興：《“自投羅網”從事社會學20年》，李德濱編：《我與中國社會學20年》，沈陽出版社，2000年，第123～138頁。

　　(17)費孝通：《繼往開來：建設21世紀中國的社會學》，《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8)費孝通：《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的回顧和前瞻》，《費孝通全集》第17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頁。

　　(19)費孝通：《中國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問題》，《費孝通全集》第16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9～322頁。

　　(20)費孝通：《經濟全球化和中國“三級兩跳”中對文化的思考》，《費孝通全集》第17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202頁。

　　(21)“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訪問期間，題寫了‘經世致用’四個字，這是他重視實地調查研究，不脫空言的學術執著”，見劉創楚：《中國社會學的新里程》，李德濱編：《我與中國社會學20年》，沈陽出版社，2000年，第15～20頁。

　　(22)費孝通：《家鄉小城鎮大發展的二十年》，《費孝通全集》第17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0～393頁。

　　(23)陸學藝：《做社會科學研究，要面向實踐，要到實踐中去》，《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建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98～410頁。

　　(24)(28)陸學藝、景天魁：《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25)農民階層結構按照陸學藝先生的研究，可以分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雇工、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和農村管理者。陸學藝：《重新認識農民問題——十年來中國農民的變化》，《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6期。

　　(26)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學要實現三項歷史任務》，《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建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88～394頁。

　　(27)例如《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與農村現代化》《百縣市調查叢書》《百村調查叢書》《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等研究成果發揮了重要的決策咨詢作用。

　　(29)(32)鄭杭生：《促進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30)(31)鄭杭生：《“理論自覺”與中國風格社會科學——以中國社會學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33)景天魁：《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義與實質》，馬援主編：《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7～31頁。

　　(34)(35)(36)景天魁：《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1、87、95～108頁。

　　(37)景天魁：《論群學元典》，《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6期。

　　(38)景天魁：《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歷史基礎》，《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39)參見1983年3月費孝通先生在“第一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上的講話。李德濱編：《我與中國社會學20年》，沈陽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40)景天魁：《論群學復興——從嚴復的“心結”說起》，《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5期。

　　(41)景天魁：《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義與實質》，馬援主編：《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7～31頁。

　　(42)馮時：《人格塑造與成人之道——重拾文明對學科自信的意義》，馬援主編：《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45頁。

　　(43)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