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根據中辦、國辦《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文章從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文化自信的角度，對古籍文獻知識組織的政策意涵進行了解讀，并以文化記憶和“世界3”理論為基礎，深入解析了古籍文獻知識組織的理論基礎、主要載體、精神內核、制度安排和實踐路徑。文章對理解圖檔博行業新時代的職業使命，依托古籍文獻序化組織而切實履行社會職能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

　　關鍵詞：文化數字化戰略；古籍；知識組織

　　中圖分類號3G255.1文獻標識碼：AD01：10.11968/tsyqb.1003-6938.2022063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著力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并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總結為我國十年來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才能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新修訂的黨章中也指出，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面對數智化的時代需求，為了進一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妨⒆阌跀抵腔鐣榫?，對中華優秀文化的保護、開發、傳承與光大提出了一系列具體任務、措施和目標。當前，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已被寫入黨章國策。

　　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承載體。在社會信息化、數字化深刻轉型的背景下，對數字化古籍文獻這些寶貴文化遺產中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元素進行整理、挖掘、序化與組織，是新時代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與影響力的關鍵手段和重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看，古籍文獻的數字化與結構化，是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文化領域的具體體現。為此，本文立足于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對古籍知識組織的政策意涵、內生邏輯和技術路線進行解析。

　　1古籍知識組織的政策意涵

　　1.1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文化自信的載體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過去十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化事業日益繁榮。同時，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敝荡藢崿F民族復興的關鍵歷史時期，順應數智化時代的要求，強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開發，使之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為此，二十大報告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進一步提高文化自信，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從而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已成為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第四個自信”。在“四個自信”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

　　1.2文化數字化戰略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文化領域的具體實踐

　　人類社會向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深刻轉型是當代中國走向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的基本背景。在此歷史進程中，要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光大與復興，提升全黨全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就需要切實借助于新的數智化技術、工具與手段，推進文化數字化進程。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出臺了推進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2022年5月，中辦、國辦印發的《意見》為我國推進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確定了具體的目標。這一目標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第二階段目標是，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典藏于我國各圖書館、博物館及其他文化機構或收藏者手中的古籍文獻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記錄者，也是開掘、采集和光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富礦”?！兑庖姟访鞔_指出，推進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首要任務是，統籌利用文化領域已建或在建數字化工程和數據庫所形成的成果，關聯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顯然，古籍文獻數據庫建設及其關聯化是實現這一任務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根據《意見》，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統籌推進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全國智慧圖書館體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設，增強公共文化數字內容的供給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水平。顯然，數字化、體系化、有序化的古籍文獻不僅是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數字化服務的關鍵“供給”因素。由此可見，實現古籍文獻的內部結構表征與深層次的知識組織，事關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目標的成敗。

　　另外，《意見》也對數字化文化消費新場景、線上線下一體化、在線在場相結合的數字化文化新體驗等方面的任務進行了部署。古籍文獻的序化整理與知識組織，顯然與文化數字化戰略目標的達成密不可分。特別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只有對蘊藏豐富文化體驗元素的古文獻加以序化、整理，有效揭示其內部結構，方能使盡可能多的人民大眾有機會“目睹”甚至“參與”古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從而體驗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與精妙，并在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進程中自覺踐行。

　　1.3古籍數字化與結構化是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題中之義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推進古籍數字化。建立健全國家古籍數字化工作指導協調機制，統籌實施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積極對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加強古籍數據流通和協同管理，實現古籍數字化資源匯聚共享。支持古籍數字化重點單位做強做優，加強古籍數字化資源管理和開放共享。統籌古籍數字化版本資源建設與服務，推進古籍專業數據庫開發與利用。積極開展古籍文本結構化、知識體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實踐，加速推動古籍整理利用轉型升級。

　　2022年11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印發《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對全國古籍工作重點方向、重點任務和重點工程項目作出規劃部署?！兑巹潯穼夜偶當底只こ塘腥胫卮箜椖?。具體內容包括：建立古籍數字化標準體系，構建古籍數字資源平臺，加強古籍數字化版本保護利用，加快專題資源庫建設，推進古籍資源匯聚、共享、傳播，推動古籍工作轉型升級?！兑巹潯返诹糠謱Ｕ玛U釋了加強古籍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做好古籍資源與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對接，加快古籍數字化標準建設，加強整理善本古籍資源集成集聚，推動古籍數字化重點實驗室建設等工作。

　　在古籍文獻的收藏、序化、組織與提供利用等諸多方面，圖書館都承擔著重要的職能。實現古籍資源的數字化，并形成完善的古籍文獻知識組織體系是當前圖書館行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國家圖書館館長熊遠明在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等數字化建設項目的開展情況后指出，目前全國各級圖書館大多已具備數字化、網絡化服務能力，貫通數字資源全生命周期的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體系不斷完善，各級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建設能力和共享服務水平顯著提升，各級圖書館積極應用數字化手段挖掘館藏文化內涵，創新典籍文化傳播形式。熊遠明指出，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探索，我國圖書館已經較好地完成了從傳統圖書館到數字圖書館的轉型，逐步建成了較為先進的數字文化基礎設施，較為豐富的數字文化資源庫群和較為完備的數字文化服務體系，為新時代推動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積累了豐富經驗，奠定了良好基礎。雖然圖書館行業在文化數字化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我國圖書館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支撐保障能力仍然有待提升，數字資源的加工揭示與關聯整合亟需加強，數字內容的多元立體集成剛剛起步。為此，熊遠明認為，圖書館行業在參與推進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進程中，應具體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應根據《意見》關于“夯實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的要求，加快完善全國智慧圖書館的體系架構；其次，根據《意見》關于“關聯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打造文化數據服務平臺”的要求，推動實現多源文化資源數據的融匯貫通和集成共享；第三，根據《意見》關于“創新呈現方式，推動中華文化瑰寶活起來”的要求，加強對各類文化資源數據的深度挖掘與增值開發；第四，根據《意見》關于“大力發展線上線下一體化、在線在場相結合的數字化文化體驗”的要求，積極推進圖書館線下智慧服務空間建設。顯然在古籍的知識組織進程中，圖書館行業肩負著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使命。

　　面對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深入推進，各行業、各部門都應當以奮發有為的姿態，主動謀劃，積極參與。中宣部文改辦原副主任高書生認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已成為全黨共識。他指出，文化數據是屬于國家、民族的核心信息資源，特別是文化基因數據，地位同生物基因數據一樣重要，保護文化基因如同保護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古籍文獻的數字化與知識組織，是對中華文化進行“基因測序”的關鍵工程，也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關鍵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古籍文獻數字化的基礎上實現其資源體系的序化、內容特征的表征和知識結構的組織，是推進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2古籍知識組織的內生邏輯

　　以書籍為代表的記錄資源是人類實現文化傳承的基本載體，而蘊藏于古籍文獻之中的文化、知識資源作為民族文化與智慧最寶貴的結晶，不僅是實現文化認同的基礎，也為促進文化自信提供了條件。然而，面對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獻，只有對其加以系統性的收集并經科學的序化、整理，方能實現“文以化文”的持久效應。為此，現代國家都普遍形成了專門的社會性制度安排，以促進文化記錄資源的“藏”與“用”，圖書館、博物館正是這種社會性制度安排的具體體現。自工業革命以來，承擔著公共文化傳承使命的圖書館等職業保持持續推進記錄資源整序理論與實踐的專業化發展，使得以古籍文獻為代表的文化記錄資源得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不斷發揚光大。在圖書館學領域，由信息組織向知識組織的深刻轉型，正是這種歷史趨勢的一個顯性體現。

　　2.1古籍知識組織的理論基礎

　　古籍承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對古籍進行序化、整理是挖掘這一文化瑰寶內在價值的關鍵基礎性工程，“文化記憶理論”“世界3”“知識地圖”等理論則為開展古籍知識組織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80年代，德國學者揚.阿斯曼(JanAss.mann)和妻子阿萊達.阿斯曼(A1eidaAssmann)開創性地提出“文化記憶”的概念，將人們對記憶的研究從以往的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拓展到文化學領域，從而建立起記憶、文化以及認同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文化記憶理論是對哈布瓦赫(MauriceHa1bwachs)的集體記憶理論的細化。該理論認為，文化記憶包括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時間內必不可少且反復使用的文本、圖畫、儀式等內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員分享的有關政治身份的傳統，相關的人群借助它確定和確立自我形象?；谒?，該集體的成員們意識到他們共同的屬性和與眾不同之處。

　　文化記憶理論為解析古籍知識組織的內生邏輯提供了工具。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一個集體對文化的長時記憶，具有恒久性。按照文化記憶理論，個體的知識當中通過體驗獲得的成分微乎其微，大部分是通過別人介紹和傳遞獲取的。文化記憶理論在如下兩方面特別強調了這些知識的特性：其一，這些知識大多數情況下被賦予了深層次和引申的含義；其二，我們掌握這些知識不是為了眼下具體的目的，而是通過它修身養性和安身立命。文化記憶包括了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不可或缺的表現為文本、圖畫和儀式的知識體系。

　　文化記憶一旦進入其載體媒介，則具有了不以原創者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事實上，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提出的“世界3”理論，正是為了解釋由外化于載體(如圖書)的文學)藝術)思想等元素構成的“客觀知識世界”。簡言之，“世界3”是由各種載體記錄并儲存起來的文化)文明)科學技術等理論體系的人類精神產物。

　　古籍文獻無疑是文化記憶最重要的載體，也是客觀知識世界中最具精華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基于知識組織的理論、方法和工具，實現對古籍資源的系統化序化)整理，使普羅大眾在浩如煙海的文山書海中高效汲取記憶要素，進而將儲藏于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場館當中的潛在的文化記憶賦予新的社會和歷史意義，最終轉化為具有現實意義的現時文化記憶。

　　綜上所述，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表明了古籍知識組織的可能性，而文化記憶理論則深刻地揭示了古籍知識組織的必要性。具體來說，正是因為“客觀知識世界”具有相對獨立性，所以承載著“客觀知識”的古籍文獻完全有可能按照科學)系統的方法加以表征。換言之，古籍文獻的知識組織，正是對古籍中所承載的“客觀知識”及其結構的整理序化與顯性表達。與“世界3”理論相對應，文化記憶理論則為解析古籍文獻知識組織的實質和意義提供了工具。具體來說，古籍文獻知識組織的本質是“激活”蘊含在古籍文獻中的豐富記憶元素，其社會意義則體現在將古籍中潛在文化記憶“活化”為能夠對現世的人群產生實質性影響的現時文化記憶，從而達到“文以化人”的切實效果，最終實現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民族特性的凝鑄。

　　2.2古籍知識組織的對象和內核

　　“世界3”和文化記憶為古籍知識組織提供了理論依據。書籍是“世界3”中客觀知識的主要載體，而文字系統及文本)圖畫等則是文化記憶作為代表民族形象和構建成員身份傳統的象征意義體系。由此可見，無論是“世界3”還是文化記憶理論，都將文字　　 (或文本)為主體的書籍視為關鍵載體，而古籍知識的組織，則是以這些文獻中的記憶和知識等內容要素為對象，對其加以系統化揭示。

　　阿斯曼指出，文字)圖畫)機構都是文化記憶借助的媒體。正是有了文字作為外置的存儲工具，使記憶的內容和客觀知識都得以固化。由于古籍文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與原有的情景結構相脫離，所以還不足以使文化記憶和客觀知識得到傳遞。若要擴大古籍文獻中蘊含的文化記憶或客觀知識內容的傳播范圍，就需要借助知識組織，使文本內容呈現在一個整體性的“場域”之中，從而發掘出古籍文獻中的現時化意義，使讀者形成深度文化認同和民族身份辨識，并籍此而實現文化自信。概言之，經過序化組織的古籍文化資源通過對文化記憶和客觀知識元素的活化，為讀者達成文化認同提供了鮮活的歷史資源，并確保了文化認同的連續性和開放性。由此可見，序化組織的古籍文獻承載著以文化記憶和客觀知識為基礎的人類記憶共同體，可以把過去)現在)未來有機貫通起來，使記憶的主體在人類文化記憶接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形成思想認同)情感認同)文化認同，從而對民族身份的辨識和文化自信的形成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之，我國古籍文獻所承載的文化記憶和客觀知識，不僅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基礎，也是實現文化自信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武器。同時，正因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以顯現)外在的文化符號形式積淀于古籍文獻，所以對古籍文獻的豐富思想內容進行開掘，是中華優秀傳統得到持續固化與延續的基本途徑，更是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堅定文化自信是古籍文獻知識組織的精神內核。

　　2.3古籍知識組織的制度安排

　　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一種機制，它被外化)對象化并以符號形式儲存，文化記憶的機制需要有專門的人員和機構負責維護和完善。1997年，阿斯曼進一步解釋道，與圖書館等相關聯的專門人員擔負著保護和保持一個文化的物質存在并且不斷對其進行與時俱進的解釋的責任，圖書館員等職業人群的工作本身就是回憶的過程。記錄資源的整理)序化與組織無疑是圖書館員)檔案館員專業工作的核心。為此，古籍知識組織的過程，正對應著對群體性回憶的再開發過程?；谶@種思想，很多學者都將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作為文化記憶的載體，以其特有的“儲存器”系統承擔了對文化記憶進行固化研究的責任。如郭勝溶等認為，檔案不僅是對文化記憶的客觀記錄，同時也是對固化的文化記憶的現實表達。李霞認為，博物館的文化記憶功能具有生動性和實體性，對構建過去、促進民族意識的形成及啟迪未來具有重要作用。

　　“未來需要來源”是文化記憶理論秉持的一個重要學術觀點。古籍文獻中蘊藏的豐富文化記憶元素，正是未來的“來源”。對于每一個具有獨立文化身份的民族或國家而言，正是因為過往的文化記憶構成了未來前進的來源，因此，需要專門化的社會性制度安排來實現對既往的文化記憶元素進行有效管理、挖掘與傳承。無疑，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正是這種社會性制度安排的具象。金壽福認為，在現今社會，文化記憶理論啟示我們，應當區別對待記憶的潛能和實效。也就是說，將儲存在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載體中的“過去”，根據當下社會需要賦予記憶新的意義，這正是對古籍等記憶資源加以序化組織的主要價值。特別面對當下的網絡時代，“看似能量無限不會遺忘的網絡技術手段削弱了人類鮮活的記憶能力，過量的信息儲存使得只有最新的部分才能引起注意，這樣的儲存幾乎無異于遺忘”。為此，切實發揮圖檔博等文化記憶機構的專業優勢，做好古籍文獻等珍貴文化記憶載體的收集、整理，并對其中的文化記憶精髓加以有效的序化、組織，從而構筑起優秀傳統文化與民族意識生生不息社會性的傳承機制，無疑對于實現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而現實的意義。

　　2.4古籍知識組織的實踐路向

　　對知識體系進行序化整理并進行利用，一直是信息資源管理相關職業達成基本使命的主要途徑，而文獻分類與書目控制則是信息資源管理相關職業針對人類知識體系開展整序等專業活動的起點。遠至春秋時期六經的分類整理，再至漢代“最早的分類目錄”——《七略》，又至乾隆年間修成的《四庫全書》，都體現了信息資源管理(特別是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和實踐者通過書目“濃縮知識系統”做出的努力。近現代以來，《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及《杜威十進制分類法》都已成為廣為采用的文獻分類體系。然而，對于信息資源管理相關職業而言，對文獻加以組織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對文獻中的“知識”要素加以有效組織。為此，20世紀末以來，研究者不斷呼吁應當從知識(而不是文獻)組織的角度理解信息資源管理，切實把文獻信息組織變成知識組織。

　　事實上，從內容層面展開知識信息的表征與組織的努力一直被信息資源管理領域內外的研究者所重視。如著名情報學家布魯克斯(BertramClaudeBrookes)提出了“知識地圖”的構想并指出，情報學的真正任務應該是組織、加工和整理客觀知識，繪制以各個知識單元為節點的知識地圖。除布魯克斯外，科學哲學家波普爾關于知識進化模式和“世界3”網狀結構的描述，認知心理學家加涅(Robert M.Cagne)關于知識網絡本質的解析，文獻計量學家普賴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關于繪制當代科學地形圖(Topog-raphy)的設想等，都從不同側面描繪了從內容層面對客觀知識世界的結構加以揭示的廣闊前景。除這些理論構想外，最近十余年來方興未艾的科學知識圖譜(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也嘗試從可視化的角度對客觀知識世界的內在結構加以揭示。

　　“知識組織”一詞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1929年英國學者布利斯(H.E.Bliss)所著的《知識的組織和科學的系統》一書。知識組織的前提，是存在一個外化于知識生產者的主觀世界，以記錄資源為載體且不斷生長的系統性思想、知識體系?？茖W哲學家波普爾將其定義為“世界3”，即“客觀知識世界”。布魯克斯曾指出，客觀知識世界是由語言、藝術、科學、技術等所有被人類貯存起來或傳播到地球各地的人工產物所記錄下來的人類精神產物。布魯克斯參照法律體系客觀化的過程提出，科學數據和理論也是一種主觀知識客觀化的結果，而且這種知識的客觀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永遠不會完結?？陀^知識作為相對獨立于人腦的客觀性存在，雖不受個體的直接控制，但要使個體獲取客觀知識，并實現客觀知識的主觀化，必須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這就需要對客觀知識加以組織，使其保持個體能夠控制和使用的狀態?？梢?，知識組織是個體實現客觀知識主觀化的必要社會條件。

　　關于知識組織的對象與本質，于良芝認為，客觀知識是指以語言、文字、圖像等符號表達的、記錄在2022年第5期實物載體(如書本、磁盤)上的知識。王子舟認為，知識組織就是對客觀知識組分進行整序的活動與過程。布魯克斯指出，知識組織的本質是研究情報對認識主體的知識結構作用的機制。蔣永福則認為，“知識組織的實質是以滿足人類的客觀知識主觀化的需要為目的、針對客觀知識的無序化狀態所實施的一系列有序化組織活動”。

　　古文獻是人類記憶的重要承載體，也是信息資源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知識組織的層面，對古籍文獻的內部結構加以有效表征，既順應了信息組織由形式特征向內容要素升華發展的最新研究趨向，也是對信息資源管理領域方興未艾的數字人文基礎設施建設的響應。如對古文獻進行人物、詞語、事件等層面的解析與處理，通過分析詞語在文本中的分布特征、事件主體以及著者之間的關系網絡、文獻術語之間的知識網絡以及由著者與文獻共同構成的二模網絡的結構，就可以對古文獻內部結構展開實質性表征，從而為建設全景式的“立體文化記憶”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最近十余年以來，信息資源管理等領域積極參與數字人文的努力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古籍文獻加以知識組織的需求與趨向。數字人文雖然既非直接發端也不直接針對知識組織，但卻在事實上為知識組織在泛在數據環境下的發展提供了最佳范例。韓豫哲認為數字人文除了改變傳統的檢索、分析手段，還可以通過關聯分析、預測分析、非線性分析、量化比較、歷史地圖等方式，為人文研究帶來更多研究方法的創新。劉煒指出圖書館之所以與數字人文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是因為圖書館是數字人文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同時，圖書館學與數字人文所涉及的相關人文學科都共同關注基于序化的記錄信息資源而展開研究。知識組織與數字人文之間的聯系具體體現在：首先，圖書館對于記錄信息資源的組織整序是數字人文研究的基礎；其次，圖書館不僅能夠為開展數字人文提供了平臺，而且擴大了人文學者抽樣的樣本范圍。劉煒認為傳統的文獻考據和現代的文獻計量學都為數字人文作為一個整體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提供了方法論借鑒，書目控制帶來的規范控制借助于語義技術，天然地為知識的形式化組織(采用本體技術)和知識服務提供了可信的編碼基礎，也為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標注語料庫。

　　總之，圖書館學、情報學等領域基于分類法、主題法等而展開的信息組織職業活動實踐，為古籍知識組織的實現提供了堅實基礎。信息資源管理由信息組織向知識組織的轉變則表明，內容層次的古籍文獻記憶元素的挖掘與序化已成為本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向。

　　3結語

　　古籍知識組織是數字化時代中華傳統文化基因保護與開發的重要基礎性工程。在國家數字化戰略得以全面實施的當下，實現古籍文獻的知識組織，不僅對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意義重大，而且對于提振民族意識，弘揚民族精神，促進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且現實的意義。為此，應當以二十大報告精神為指引，切實立足于《意見》所確立的目標和任務，認真做好古籍文獻的數字化與知識組織工作。唯此，民族記憶方可得以持續傳承，文化自信方能有可靠的依托，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方能獲得持久永續的精神支撐。從這個角度看，做好古籍文獻的知識組織工作，是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行業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貫徹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任務的重要體現。

　　近年來，我國圍繞古籍資源的復現與再造，已展開了大量的研究與實踐。研究者針對古籍知識的關聯分析、數字化古籍的深度開發利用、信息資源語義組織、信息服務中的知識組織系統等問題展開了研究，為古籍文獻的知識組織做出了有益的理論探索。另外，近年來也涌現了一大批基于古籍知識組織與數字人文研究的實踐性項目，具有代表性的項目有：中宣部出版局組織開展的“古籍數字化記憶再造工程研究”項目，該項目旨在探索通過利用大數據、人機交互、虛擬現實、知識圖譜、人工智能等技術分析古代歷史文化大數據進行再組織、再表示和再記憶的可行性方法、路徑及其應用前景；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團隊在“北京記憶”項目中，依據檔案和其他文獻，構建了北京記憶數字資源平臺，在網絡世界全面地、立體地再現了北京歷史文化，提升了公眾對城市文化的認同，傳播了北京的人文價值觀，為滿足公眾對北京文化的多樣需求做出了積極貢獻；上海圖書館上線了“中國家譜知識服務平臺”，為用戶提供家譜文化、家規家訓、在線修譜等方面的服務。另外，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已開設數字人文相關的教育項目。這些項目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古籍文獻資源的開發、組織和利用。今后，隨著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深入實施，以及數字人文等相關實踐和教育項目的進一步推進，經過專業化知識組織的古籍文獻資源必將再度煥發光彩，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在提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