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結合的產物，為人類社會發展描繪了美好藍圖，為世界各國共同開創美好未來指引了方向。這一重要理念根植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寶庫，具有深厚的中華歷史文化基礎，主要表現為天下一家的世界觀照、和合共生的處世之道、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義利兼顧的價值規范和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這些思想文化因素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僅賦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鮮明的中國特色和理論偉力，而且彰顯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文化；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天人合一
作者：吳志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北京市，100091）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面對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與共的客觀現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創造性提出并不斷豐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解答“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重大命題提供了中國方案，在人類歷史轉折關頭指引了中國和世界前進的正確方向。這一重要理念根植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寶庫，是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結果。深入探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中華文化基礎，有助于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一理念的中國特色和時代價值，不斷夯實其歷史文化基礎，對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實踐相結合，不斷提升中國方案的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天下一家的世界觀照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是一個集地理學、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等三重意義于一體的整體性概念。這一概念統攝下的內部成員處于同一個文化共同體中，不存在地理意義的邊界阻隔和生理意義的族群優劣，“以天下為一家”成為其自然延伸的價值指向和目標進路?！爸腥A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碧煜乱患宜枷氡秩祟惿鐣恼w性和共在性，超越以個人、國家為核心的西方理念，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成發展奠定了基本的世界觀框架。
第一，天下無外的認知基礎?！疤煜隆崩砟顚⑹澜珙A設為只有內部性、沒有外部性的非排他性存在，“無外”成為自然生成的根本性質和重要原則?！疤煜聼o外”便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宏大視野去理解作為整體存在的世界的思維方式，以這一理念為認知基礎的天下主義世界觀倡導整體主義，剔除了以分裂思維理解世界的異端模式和民族主義模式，表明了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互容性定位。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認為一體性的天下內部只有距離和關系的遠近親疏，沒有對立的自我和他者，只有相對的“我人”，消解了“外部”空間概念和“他者”的存在，建構了崇尚世界一體的身份文化認同。同時，天下主義世界觀將天下無外的適用范圍從人類社會擴展至天地萬物，“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形成了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性概念。
隨著國家間交往增加，相互依存共生的一體化傾向凸顯，任何超然于全球事務的個體性行為都不復存在。但是，西方理念仍以二元對立思維看待整個世界，加劇了全球治理的復雜性和嚴峻性。不同于“以國家衡量世界”的視角，天下主義世界觀崇尚“以世界衡量世界”的整體性立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和發展了天下主義世界觀的無外原則，將國際關系的分析單位提升至天下高度，把人類社會視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大家庭，不承認絕對外在的超越存在，突破了西方基于宗教非理性的“異教徒意識”衍生的“敵人假設”這一思想痼疾，為克服個人主義價值觀主導下的群體沖突提供了認識論依據。在現實構建過程中，中國外交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旗幟，秉持天下無外理念，不以民族、社會制度、意識形態設置歧視性門檻，不以國家大小、貧富、強弱進行排他性合作，以胸懷天下的精神凝聚著最廣大的全球合力。
第二，天下為公的價值導向。公私問題貫穿人類思想發展過程，中國對這一問題的升華形成了天下為公的思想，成為指導中國內政外交的價值導向?！肮痹诩坠俏闹卸嘀浮跋裙?，西周時期其內涵得到擴充，從人指擴展到屬于公的物指和事指，“公道”“公法”“公理”等概念的出現使之成為具有政治公共性的抽象概念。公即公平、正義，意指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關系“均平”分配的有序狀態。，包括維護公義、主持公道、平均天下等思想要義?！按笸?，至平也，至公也”（《康有為全集·大同書》）。作為大同社會的價值目標，“天下為公”以“天道公理”為依據，將天下視為天下人的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呂氏春秋·貴公》），并以此為基礎踐行“公則天下平矣”（《呂氏春秋·貴公》）的目標。中國傳統政治實踐將公正視為制度設計的評價標準，強調“政者，正也”（《論語·顏淵》），通過“平政以齊民”（《荀子·富國》）達成政通人和的大治景象。
基于對“天下為公”的深刻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把世界視為全人類的公共政治空間和共同資源，堅守公平正義，致力于將主權國家的平等性、國際事務的公共性和全球治理的開放性落實到國際議程中?！案鲊w量有大小、國力有強弱、發展有先后，但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權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國共同商量來辦?！比祟惷\共同體理念將共商共建共享作為全球治理核心原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公平化合理化變革，致力于摒棄零和博弈、贏家通吃的權力斗爭舊模式，努力實現各國平等享有參與權利，公平獲得發展機會。
第三，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標?！按笸笔家娪凇叭陝t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尚書·洪范》），意指在處理疑難問題的“稽疑”中得到完全一致結果的理想狀態。這一理念得到道家學說的進一步闡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莊子·在宥》），“大同”被視為玄同合一、物我相融的人格理想。作為社會建構最高理想的“天下大同”出自儒家經典論述，《禮記·禮運》篇從政治目標、施政方略、人際交往、社會秩序等方面描繪了最完整、最系統、最具理想色彩的盛世圖景，成為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精神目標。天下大同理念寄托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家國天下、和諧共生的理想社會的探索追求，體現了中華文明社會構序思想中“群體高于個人”“和諧高于沖突”的整體主義價值觀。這一理念超越民族、國家、文化、歷史等差異，致力于創建和平和諧、開放開明、相互關愛的天下秩序，被視為天下主義政治哲學的最高理想和價值旨歸。
“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理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和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為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描繪了美好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成為大同理念的時代創新和當代表述。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對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等“五個世界”的具體闡釋和現實建構，超越了傳統大同思想的空想色彩，使其帶有明確的實踐指向和時代特色。聯通世界的“一帶一路”倡議、覆蓋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暢通歐亞的“中歐班列”等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支持與參與，天下大同理想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實踐中愈發清晰。
二、和合共生的處世之道
“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要和價值凝練，具有強大深遠的生命力與影響力，對以和平和諧和睦為主要內容的“和合”境界的推崇與追求可以上溯到甲骨文、金文時期?！昂秃瞎采笔侵腥A民族的歷史基因和重要特征，集中展示了古往今來對外交往的互動哲學和處事規范，被視為群體交往的最優方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把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視為核心要義和重要目標，通過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發展共同體，將中國傳統和合文化時代化具體化并拓展至全人類，成為和合共生理念的當代展現。
第一，以和為貴的交往取向。中華文明“貴和”而不“尚爭”，其目標是在不同主體間達成和諧狀態。以和為貴倡導以和平方式解決矛盾，這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行為準則，貫穿于從個體生存發展到群體互動交往、從內政到外交的各個方面。在國家交往中，主張“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左傳·隱公六年》）的仁愛理念，傳承“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的非戰文化，堅守“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經·第三十一章》）的和平底線，銘記“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仁本》）的傳統古訓，致力于實現“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周禮·春官宗伯》）的天下達道。以和為貴理念始終指導中國古代國家的交往實踐，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和諧相處的“天可汗”稱謂的出現、鄭和七下西洋的和平出使等都成為踐行和合共生理念的歷史注腳，基于和平共存的共生型東亞體系也曾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局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和平并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提升，和平與安全仍是全球化時代的首要課題?！昂推?、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偏見和歧視、仇恨和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和痛苦”?；谥腥A傳統貴和文化的歷史積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和平共處原則，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把貴和文化所蘊含的傳統智慧推向國際社會，倡導國家之間構建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伙伴關系，積極在國際社會發出倡導和平和諧的中國聲音，推動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在聯合國維和行動與地區熱點問題中擔當勸和促談的大國責任。
第二，和衷共濟的合作原則?！昂椭怨矟背鲎浴巴鷧f恭和衷哉”（《尚書·皋陶謨》）“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國語·魯語下》），意指同心合力，共克艱難。中國古代思想家承認“欲多而物寡”（《荀子·富國》）引發“爭而亂”假定的自然可能性，但與西方關注霍布斯叢林的表現形式而不注重修正其內在邏輯不同，先秦思想家經由潛在沖突可能性的邏輯前提得出群體互助是人類生存發展唯一合理選擇的合作導向論，進而將“和衷共濟”視為實現群體目標的基本路徑和原則?！疤鞎r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突出協力合作在互動交往中的重要意義和基礎性價值；“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淮南子·主術訓》）奠定了以和衷共濟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基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孟子·滕文公上》）形成了以團結互助、同舟共濟為表征的合作交往理念。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發展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顯著增強，人類社會是退回零和博弈的霍布斯叢林還是走向合作共贏的美好未來成為時代之問、歷史之問。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深植和衷共濟的優良傳統，提出并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理念層面，積極倡導人類共生共存的合作意識，以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國際社會擺脫你輸我贏的舊思維，凝聚和衷共濟的全球和平發展共識。在實踐層面，以“一帶一路”倡議搭建全球合作平臺，實現不同國家發展戰略的協調融通，形成穩定全球發展、促進人類進步的強大合力?！耙粠б宦贰币呀洺蔀楫斀袷澜缫幠Ｗ畲蟮亩噙吅献髌脚_和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吸引了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積極參與，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一大批標志性項目扎實推進。
第三，協和萬邦的治理目標。協和萬邦理念源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保ā渡袝虻洹罚?，從宗族和睦、國家和盛到萬邦協和，集中展現了古代中國的家國理念和價值追求。中國傳統思想從“家國同構”與“天下一體”中發展出協和萬邦理念，其視野范圍和思想領域超越民族、國家維度，胸懷天下成為其世界觀的重要內容。協和萬邦將自我與他人定位為互立互達、兼濟共興的統一體，在群體互動中倡導互利共濟、合作共進的整體性原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立己達人的鮮明體現。這一目標倡導兼容異質文化，協調群體沖突，實現多元和諧。春秋戰國時期，就有思想家明確提出自我與他者互動共進的辯證關系，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共達理念，秉持“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致力于實現萬國咸寧的兼善理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倡導以共同體意識和整體化思維凝聚多邊共識，成為協和萬邦理念的當代回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形式多樣的伙伴關系重塑全球行為體關系，摒棄陣營對立等國際關系舊思維，推動國際社會團結協作、和諧共存。截至目前，我國同世界各國和地區組織建立伙伴關系的數量增加到113對，建交國上升至181個，構筑起更加全面、堅實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這些連接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抓手。
三、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和而不同”蘊含著多樣性與同一性的辯證關系，包括兼容并包、自然平等、各得其所等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和同包容擺脫對立的二元思維，既尊重個體的獨立性，又強調和同包容的價值，既貫徹包容性和民主性原則，又以合作共贏的最大公約數兼容不同發展階段、意識形態、歷史文化的行為主體，成為凝聚發展合力的全球共識。
第一，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凹嬲?，圣王之道也”（《墨子·兼愛下》），被視為道德之基本、治亂之樞紐。和而不同理念將兼容并包視為核心要義，從個體認知和群體交往方面提出了實現和同共在的具體要求，“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成為處理互動關系的基本遵循。這一理念不同于自我和他者僵化對立的分離式思維，倡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胸懷，承認不同事物差異性與多元性的客觀現實，尊重事物發展基本規律?！叭f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保ā抖Y記·中庸》），將“不同”視為達成“和”的前提條件，“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和”能容“異”，也須有“異”，反對以固定標準追求表面一致性的“去和而取同”，在尊重差異共在的基礎上通過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互進互益局面。這一理念并非強調無原則、無立場的一團和氣和盲目包容，而是堅持公義立場，做到和同而不茍同。
不同歷史、民族與習俗孕育不同文明，共同構成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大家園。正是這種文明多樣性構成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成為人類發展進步的動力和源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秉持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懷，倡導“多彩、平等、包容”的新文明觀，主張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要尊重不同文明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交流互鑒實現開放包容，共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與世界和平發展?！巴苿訕嫿ㄈ祟惷\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font>
第二，自然平等的倫理準則。中國傳統價值觀將自我和他者的關系界定為天下體系內部獨立平等的個體，并將自然平等理念充實到和同包容精神中，豐富了以平等為前提的多元包容理念。自然平等是理解中國古代人性觀的基點，道家提出“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莊子·秋水》）的自然平等觀，儒家倡導“愛人之仁”的仁愛平等觀，墨家堅持將平等內置于“兼愛”的理想主義平等觀。以“仁”為核心的行為準則及其實現機制將平等視為其邏輯內涵的自然延伸，在“仁愛”思想中嵌入“一視同仁”“愛無差等”的平等思想，發揮了化解矛盾的作用，豐富了以“仁愛”為內核的傳統自然平等思想。隨著中華文化圈內部王朝國家間交往互動增加，自然平等思想逐漸外化為王朝、民族平等理念，“華夷手足”“華夷一體”“胡越一家”便是平等理念擴展、各國平等相處的寫照。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交往日益增強，包容性合作成為國際社會的唯一選擇。冷戰結束后，美西方國家抱持意識形態偏見和對自身經驗的盲目認知，將是否依照西方模式、遵循西方指導視為進入“國際社會”的標尺，這種借用權力地位優勢的霸道霸權霸凌行為，既扭曲誤解了包容合作的意義和價值，也成為全球治理赤字長期難以消解的重要原因。中國外交將平等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強調主權平等、相互尊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耙粋€和平發展的世界應該承載不同形態的文明，必須兼容走向現代化的多樣道路?！?/font>
第三，各得其所的理想模式?！昂投煌崩砟畛珜Р町愋詡€體通過兼容并包實現共生共存的同在局面，將萬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視為和同互動的理想狀態?！笆ト怂阅苁固煜马樦?，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二程集·周易程氏傳卷第四》）。這一理想模式通過協和調中推動不同事物實現共生共長的均衡發展，“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論》），以“和”促進不同因素相濟相成，最終實現各得其所的理想，這是“和而不同”的核心追求。中國古代思想家將協商共襄視為化解矛盾、實現和諧的重要方式，塑造了中國的協商治理傳統。隨著國家間互動增加，圍繞戰爭與和平主題形成了一套協商議事的規則規范和運行機制，行為體間的共商共議成為發揮效用的主要形式，包括協商國內多元訴求的“清議”“鄉議”以及協商超國家問題的“會面”“盟約”等形式，以國內外制度互動促成協商議事目標的實現成為調和國家間關系的重要手段。
隨著國際權力轉移進程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整體上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斷提升。但是，現行治理體系并未通過適時制度變革回應體系內部動態平衡的現實需求。同時，西方國家主導的多邊合作表現為以同質抹殺多樣、以獨占壓制共享，責任、權力、義務三者失衡使得制度變革艱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包容不同特質的國際關系行為體，突出合作方式、議程設置、利益分配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共享性，并以真正的多邊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實現不同國家各得其所的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共同發展?！叭蛑卫響摫止采坦步ü蚕碓瓌t，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使全球治理體系符合變化了的世界政治經濟，滿足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font>
四、義利兼顧的價值規范
中國古代思想家圍繞公義與私利、道義與利益、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等問題展開探討，形成了以義為上、義利兼顧的義利觀。這一觀念凝結著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核心要義，被視為中國古代社會治理和對外交往的價值規范。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規范，將正確義利觀念貫徹到國際合作中，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價值指引。
第一，以義為先，突出義的優先和本體地位。諸子之學關于義利關系的探討形成了儒家尚義輕利、墨家以義為利和道家薄利輕義等代表性觀點。在儒學取得獨尊地位的過程中，尚義取向發展為中國古代義利觀的主流思想，以義為先也成為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傲x者，天理之所宜”（《論語集注·里仁》）、“天下莫貴于義”（《墨子·貴義》），賦予“義”以倫理判斷標準的根本性和優先性地位，倡導“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的價值導向，并將其作為道德觀的基本原則?！傲x，利之本也”（《左傳·昭公十年》），強調義對價值判斷的內在規定性?！熬又艘?，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將義視為個體行為的價值尺度，求利唯以是否合義為標準，“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離婁》）。在義利關系排列中，“故義勝利為治世，利克義者亂世”（《荀子·大略》），義被賦予根本的至高地位?！傲x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荀子·勸學》），充分肯定了義重于利的最高原則地位。
西方知識經驗將國家利益視作國際互動目標，使得國際關系帶有明顯的逐利色彩。在全球發展面臨困局的當代世界，現行全球合作理念的私利缺陷顯露無遺，退群脫鉤、保護主義等專注自身利益而忽視全球公義的行為回潮。在百年大變局的演進中，中國始終堅持為人類謀和平發展的天下胸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便是中華民族以義為先價值的當代表現?！拔覀冇辛x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唯利是圖、斤斤計較?！秉h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秉持以義為先的正確義利觀，在基礎設施、科教文衛、環境治理等領域積極參與全球發展援助項目，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積極發起全球人道主義援助，真正踐行了義重于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第二，利養其體，承認利的正當合理地位。中國傳統義利觀在錨定義的本位價值基礎上，并不否認社會公利、正當利益對于個人生存與群體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易為不可言？”（《文集·富國策》），并將追求自身利益視為個體行為的自然屬性，“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荀子·大略》）。這一觀念充分認可意在實現群體公共利益和個體正當利益的求利行為，致力于在義的規定范圍內用群體公義平衡個人私利，既推崇道義的優先地位，“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圣良之名”（《荀子·富國》），也肯定利作為義的實現路徑和物質基礎的現實作用，“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將物質利益的基本滿足視為道德水平提升的前提條件，“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通過對正當合理利益獲取行為及理念的認可與支持，以個體發展進步推動群體利益增量發展，最終實現義利天下的美好局面。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義利觀念，在將全球公義置于突出位置的同時，正確認識利益需求的基礎性意義，秉持“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的科學論斷，積極發揮個體利益對于國家行為的激發調動作用和全球公利增量發展的帶動促進作用。充分肯定國家利益滿足對國際合作的重要作用，積極搭建和推動全球和區域發展多邊合作平臺，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秉持義利兼顧的合作理念，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精神指導和物質支持。
第三，義以建利，強調義利關系的共生轉化。中國傳統義利觀賦予義本體優先地位，強調義利的辯證統一。義是利益價值體系合理建構的衡量標準，“義以建利”（《左傳·成公十六年》），義并非高高在上的非世俗化存在，“義所以生利也”（《國語·周語中》），對義的堅守與維護是求利行為正確開展和持續進行的指導原則，利的合理滿足又是義得以完善發展的物質基礎，兩者相互依存、互融共生。就個體而言，對公義理念的遵守與維護是最大化利益獲取的基本前提；對群體而言，義的內在規定促使不同個體的利益需求在動態中達到平衡，最終實現群體利益的增進。同時，利益需求的滿足也有利于促進個體道德修養和精神層次的提升，“小人利而后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進而在施政策論中提出富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荀子·大略》）。
面對百年大變局的演進，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自我私利行為多發，全球共同發展的公義價值遭到漠視。中國積極倡導正確義利觀，通過全球開放發展的公益增量遏制全球貿易碎片化傾向，反對將義利關系推向對立沖突的私利陷阱?！爸挥辛x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秉h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旗幟指引，全面履行市場開放承諾，不斷提升中國對外開放的能力和水平，成為世界上開放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中國連續舉辦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消博會、投洽會等重大經貿展會，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落地生效，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注入合作共贏的強勁動力。
五、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
天人關系聚焦天與人、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的相互關系，形成了萬物一體、內外無隔的生態智慧，塑造了仁愛萬物的生態倫理、道法自然的生態理念以及重法定制的生態規范。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發展了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將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當下發展與未來發展協調起來，回應了當今世界對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的時代訴求。
第一，仁愛萬物的生態倫理。這一觀念將天地萬物視為平等共生的有機整體，通過尊重生命、厚生愛物將對人的道德關心和行為約束擴展到自然萬物，形成“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和諧生態觀。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生態倫理觀把“仁民愛物”提升為個體最高道德準則，“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指出“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惻隱愛物本性，進而將善待萬物的生態道德視為自我道德養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夫義者，內節于人而外節于萬物者也”（《荀子·強國》）。明確把最高道德關懷的仁愛理念從愛人之仁擴展到愛惜萬物生命，“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春秋繁露·仁義法》），形成以仁愛精神統攝天地萬物的生態倫理價值。同時，強調民胞物與，“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莊子·秋水》），指明人僅是萬物生靈中的普通一員，提出“愛人利物之謂仁”（《莊子·天地》）的現代生態理念，反對一味索取、破壞自然環境的做法，主張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統籌結合的道德要求。
在人類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生態環境破壞的代價巨大，尤其是西方國家以工業革命贏得經濟“成功”的先例，曾誘導部分發展中國家走上生態破壞嚴重、經濟效益低下的發展老路。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生態問題超出一國范圍成為全球性問題?！懊鎸ι鷳B環境挑戰，人類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敝袊饨桓病疤烊撕弦弧钡纳鷳B哲學理念，秉持“仁愛萬物”的生態倫理價值，以宏大視野將人類社會關注的重心從自身發展拓展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上，將“清潔美麗”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藍圖，倡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努力克服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內在缺陷，推動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
第二，道法自然的生態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將天地萬物視為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明確把尊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作為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須遵循的根本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成為人類社會1.0版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天下事物均有其自然發展規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首要條件就是認識并遵循這些規律，“順時宣氣，蕃阜庶物”（《漢書·貨殖列傳》），“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齊民要術·種谷第三》），做到順天應時、取之有時才能實現物阜民安的共贏結果。面對自然資源有限與人類社會欲望無限的矛盾，倡導“節用止欲”“取之有度”的適度原則，“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國語·魯語上》），主張通過合理約束自身物欲實現人與自然的動態平衡。同時，要理性認識過度開發資源的嚴重后果，“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呂氏春秋·義賞》），“過極失當，天將降殃”（《黃老帛書·國次》），以“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從正反兩方面告誡世人要抑制縱欲行為，從而達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道德經·第六十四章》）的人與自然互相成就的和諧局面。
當今時代，一些國家無視全球化的客觀現實和自然環境演變規律，片面注重本國短期經濟效益和物欲享樂的盲目開發以及忽視生態保護等行為，日益顯示出難以逆轉的危害，氣候變暖、土地荒漠化、環境污染等全球問題已經危及人類生存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立足全球化時代特征，借鑒吸收“道法自然”的傳統生態智慧，倡導尊重自然環境生成演化的客觀規律，將保護性開發、科技化利用落實到國際合作中?！拔覀円驹趯θ祟愇拿髫撠煹母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統一，共建繁榮、清潔、美麗的世界?！敝袊雅c60多個國家、國際組織簽署約150項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文件，簽約或加入50多項生態環境國際公約、議定書，為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全球推廣貢獻了中國力量。
第三，重法定制的生態規范。中國古代高度重視資源環境保護，形成了世界較早的生態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規范。據考證，夏朝出現了環境保護法規，“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逸周書·大聚解》）。西周時期已經形成管理自然環境的虞衡制度，“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這一制度設計經歷西周時期的虞衡、秦漢時期的少府，到宋明時期的虞部、水部，部門稱謂不斷變化和權力地位日益提升顯示出古代中國對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保護的重視。這些職能部門也制定了一系列順時應天的生態法規和規范，起源于五帝時期的日常生產生活規則延續至秦代形成了“律”的權威形式，《田律》成為我國已知最早的保護生物資源的專門法律。唐代《唐律疏議》、宋代《宋刑統》和明代《大明律》等均對生態保護和資源利用作出了規定。
在天人合一生態哲學的引領下，中國古代逐漸形成了以國家律令、詔書敕令和家規族法為主要內容的生態規范體系，這些制度規范在制約非理性活動、促進生態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和發展了以法為基、禮法并用的中國生態保護思想，在推動形成全球生態倡議的同時，倡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以實際行動為落實生態保護全球議程作出大國表率。近年來，中國切實履行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相關條約義務，“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和清潔發電體系，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超10億千瓦，1億千瓦大型風電光伏基地已有序開工建設”，為推動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力量。（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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