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報告還強調要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對中國經濟而言，受各種超預期因素影響，無論是在質的有效提升還是量的合理增長方面，穩增長的重要性都進一步突顯?！斗€增長：中國經濟基本盤》（張文魁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版），就穩增長政策如何落實落細，高質量發展的增長點在哪，有哪些政策難題以及如何應對等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攀登增長之梯難度大于進入增長之門

　　穩增長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經濟工作的重頭戲。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方面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結構性、體制性因素。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不但要及時出手，通過政策組合拳穩住經濟大盤，還要深入分析各種矛盾和問題，為未來穩健增長、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

　　從國家出臺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到地方實施一系列因地制宜舉措，究竟如何落實落細？作者提出，短期內特別要在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影響方面下功夫，更長時期則要致力于穩住改革方向和社會預期，堅持用改革舉措、市場化辦法解難題，努力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增長，以及此后10年較穩健增長，中國人均GDP站穩1萬美元的臺階。這只是一個新的更艱難的開始。在作者看來，從這個臺階繼續往上走，相當于攀登增長之梯，而之前不過是進入增長之門。攀登增長之梯，比進入增長之門要難得多。當前除了發展環境面臨更大不確定性、宏觀政策面臨更大難度之外，更需要一批植根本土的外向競爭大企業，作為增長之梯的踏板，以帶動產業升級轉型，縮小與相關技術前沿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實現高質量發展。在這個進程中，要格外注重支持非資源性實體部門的發展，促進產業創新。預計區域經濟增速可能出現新的分化，地方之間的競爭方式也會發生重要變化，“產居創”聚合圈將成為未來新增長極。

　　幾年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提示“伴險增長”的可能性。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絕大多數國家均實行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伴險增長”成為真實場景。就中國經濟而言，一方面，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必須要有一定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又面臨著債務堆積帶來的金融風險，以及通貨膨脹等方面的壓力。這給經濟政策帶來很大難題，尋找政策的平衡性尤為重要。

　　如何尋找平衡性經濟政策？書中強調，必須要仔細分析融資條件是否會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引發金融風險；而通脹是否回歸，則可能是重要觸發條件。問題在于，在新的發展態勢中，有可能形成新通脹，而非經典通脹?，F代貨幣政策受到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關注。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曾借用30余年前用于里根減稅政策的“巫毒經濟學”這個詞匯，把現代貨幣理論及其倡導的政策稱為“新巫毒經濟學”，其引發的債務問題增添了政策的不確定性。

　　創新不是低垂的果實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政策也需要轉型。作者提出，在謹慎對待和處理債務等問題、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同時，要從過去較多訴諸產業政策，轉向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大力鼓勵創新，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發展質量提升。在此過程中，需要更多地從集中攻關轉向分散試錯。

　　但創新不是低垂的果實，不容易采摘。正如書中所言，創新不但需要投入資金和其他資源，更需要合適的環境與機制，政府需要在其中發揮作用，但又不能過于介入技術路線選擇等事宜，這就是創新環境與機制的微妙之處。在市場化、全球化、數字化的背景下，創新的推進越來越呈現生態圈化的趨勢，生態圈的治理機制非常值得關注。

　　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是企業，產業創新的主體也是企業。離開了企業，發展政策、創新政策幾乎無從談起，穩增長自然也失去依托。在我國經濟發展歷史中，正是得當的企業發展政策，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如果說在經濟發展的外延追趕階段，還可以較多依賴產業政策來選擇和支持主導產業，從而提高經濟增速，那么在新的發展情景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導性企業來發現有前景的產業，并大力實現這些產業的規?；l展、全球化競爭。

　　主導性企業的形成是市場公平競爭的結果。應建立健全企業發展基本政策。這個基本政策，不但應該鼓勵公平競爭，而且應該鼓勵繼續深化國企改革，并對中小微企業進行必要支持。更重要的是，應該激發民間的創新創業精神，特別是企業家精神。同時，中國企業必須參與全球競爭。當前全球化的許多內容已經發生了明顯改變，甚至一些規制也在改變，這對中國的全球化政策提出了嚴峻挑戰。

　　全球化規則的變革，還體現在數字經濟方面。數字經濟方興未艾，正在成為增長新動能，而且比傳統經濟更容易沖破國界。作者認為，數字技術很可能是新通用技術，從而導致數字競爭產業組織有一些新特點，并給傳統的反壟斷政策帶來挑戰。中國需要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合作，共同應對數字企業的壟斷問題，以及正在萌生的數據隱私權受侵犯等“新公害”問題。發展數字經濟，必須要遏制這些“新公害”。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未來需要建立基于場景的數權體系和算責制度，而這一工作需要跨國合作。因此，數字市場治理將是一項全球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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